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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名源流考

日期:2017-01-14 浏览次数: 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南京地名构成
    地名是地方的名称,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地名指称地理实体和表示方位。地名符号表现为一定的音、形、含义,地理实体具有一定的位置、类型及其他性质。按照实体的地理特征分类,地名可分为山、河、洞、泉等自然地理实体类;市、县、乡、镇等行政区划类;路、街、自然村镇等居民地类和名胜古迹、企事业单位、建筑、设施等专业类。
    地名符号一般由专名和通名构成,通名一般表示地理实体的地理特征,比如南京秦淮河的“河”和紫金山的“山”,表示地理实体分别是河流和山地。当然,由于名地关系的演变,有的通名与实体特征也会不相一致,杨公井、大行宫,历史上确有其实体存在,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今已物换星移,建设成为城市区片、街道。因此这类通名已失去指类的作用。类似的还如“门”、“寺”、“营”、“坡”、“桥”、“岗”等,多数已转化与原实体不符城市居民地地名,此类现象已司空见惯。
    有斯地才有斯名,地名类型的分布与地理实体类型的分布相一致。同时,并非所有地理实体都有名称,城镇中地名密集度高,农村地名密度低,人迹罕至的地方地名更少。从普查资料的数据看南京境内地名,市辖10区建成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地名27条,农村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地名5条,说明地名密度的分布和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水平相一致。

                                         南京地名具有相对稳定性
    地名具有相对稳定性,往往实体变化了,反映既往情况的信息仍保存在地名中。由于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名密度大,发展变化频仍,历史记载也较丰富,因而地名内涵更为多姿多彩。俯瞰南京现势地名,不同时期形成的地名层、具有共同渊源的地名群交错层叠,展现出沧桑兴衰的历史长卷和纷繁绚丽的文化景观。
    追述南京最古老的地名,越城最为著名。越灭吴的次年前472年,越国范蠡率领士兵筑城于今南京中华门外雨花路西侧一带高地,此后越城、越台之名千年留传,至今当地故老仍能指称。南京最早的称谓则是金陵,前333年楚灭越,在今清凉山一带置金陵邑,此后历经改朝换代,或援用或别称,金陵之名沿用不废。自三国吴建都南京后,除西晋几十年外,成为连续6个王朝的都城。然而六朝故都在589年“平荡耕垦”,繁华映照下古城内小地名多淹废,南朝的宫城荡然无存,而其俗称—台城,却一直沿用于指称原址和后建的城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年佛教兴盛流风浸染,南齐的栖霞寺,南梁的雨花台(原有雨花泉,后传说法师讲经天降花雨演变为雨花台)等地名存留下来,并演化出今天一些区、镇、门、路的专名。秦淮河秦名龙藏浦,汉称淮水,唐代时,因传说秦始皇巡游东南引此水以破金陵“王气”,改称秦淮河,沿用至今。另外今堂子街南的张公桥,相传因近三国吴张昭宅而得名;今洪武路西侧的金銮巷,据说以南唐金銮殿故址得名。
    社会对地名的基本需要是以之指称实体和表示方位。历代以来,人们程度不同都注意地名的管理,重视地名的记述和研究。如前所述,三国吴时对宫门就进行了系列化的命名。宋景定年间,建康知府马光祖曾搜罗街坊旧名,或改换美称,自书匾额,以便行旅。从宋《景定建康志》开始,南京历代方志都有较为详尽地名的记述,有的还有专门的地名考证。民国时提出了路名系列的整体命名方案。40年代,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金祖孟发表一组论文,对于地名学的基本概念、学科分支、研究方法、地名分类、地名转译等都有较系统的阐释,初步建立了地名学的理论体系。他还提出“地名不但需要整理,而且需要管理,要管理地名,就非有地名的行政机构不可”。
    亦有违背地名现象规律的做法。例如,每逢改朝换代,统治者便变易地名以消除前朝影响,显示一番新气象,所以南京历史上就有不同的十数种称谓。频繁更名不利指称。民国时以生人蒋介石的字命名中正路,寿命难保久长。一些地名民间约定俗成,而官方强为更改,徒费气力。如,三国吴所开都城南门,民间呼为白门,至南朝,宋明帝以为不祥,怒斥呼白门者,然而,白门之称至唐代仍屡见诗文。违背规律的情形,当代亦有教训,“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京市内许多路街巷,更改为“革命”词藻式的新名,严重影响社会使用,1976年以后,随着这一场运动的结束,原先被更改的地名,又重新恢复原名。

                                          南京地名中的都城气息
    南京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人们就看到这一点。相传诸葛亮曾说南京“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帝王宅也”,此一传说,反映了人们的上述认识,因而影响深远。《山海经》中几处记有“钟山”地名,虽位置不明,却可见其名渊源久长。钟山名与帝都形胜的说法相连更增生命力,虽曾改为蒋山、紫金山等,却一直被人们使用。宋代以后,相传诸葛亮驻马论金陵形胜的清凉山,附近出现了虎踞关、龙蟠里路名。虎踞龙蟠之论的背景是古时的四方威仪观念——帝王据中,东有青龙,西有白虎,北为玄武,南为朱雀,四神列位威风俨然。三国吴时太初宫相应方位建有苍龙门、白虎门、玄武门,东晋有朱雀门、朱雀大道、朱雀桥等,这些名称都已消逝,而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三年(446)因北方神位得名的玄武湖流传至今。
    明代开国建都南京,城市建设规模远胜以往六朝时期,这个时期留下大量带有京都皇城印迹的地名。明朝朱元璋采取“高筑墙”方针,修建了举世无双的城池和外城,内城辟13门,外城辟18门。内城门的名称后来有的改名、有的因门被拆毁而失传,今仍沿用的有太平门、金川门等。外城门麒麟、仙鹤、姚坊(尧化)、观音、佛宁、上元、外金川、沧波、高桥、上方、夹岗、凤台、大小安德、大小驯象、江东、栅栏等门,六百年来城和门废去,城门名一直被使用为当地的地名。一些街道的名称中也包含城门名,如通济门大街、江东门后街等。明代皇宫的御道街、午朝门、五龙桥、厚载门(即今后宰门)等地名都映射出当年的帝都皇城气象,朱元璋陵寝的明孝陵、石象路、四方城等地名则返照着这位开国皇帝逝去的回光。封建京都王侯所聚,朱门豪宅分布闾里。朱元璋未即皇位时的府址今称旧王府、王府园,附近的巷子也因而得名东王府园、西王府园。明汉王府的所在,今为汉府街;信国公府第所在,今为信府苑。另外明开国功臣邓愈、常遇春、李文忠、李善长、蓝玉建府处,今分别为邓府巷、常府街、李府街、李府巷、蓝家庄。马府街因明航海家郑和(原名马三宝)府第得名。其余张都堂巷、程阁老巷、张家衙等等不胜枚举。同样,官衙所在也多有反映在地名中者,明代的有相府营、户部街、钞库街、校尉营、水佐营、城佐营等。此外,明代还留下一些反映军队建制的卫所地名,反映军仓的仓库地名等等。
    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经济兴盛,手工作坊集市贸易遍布城中,此一时期留下了大量的坊市地名。如丝布织染业有颜料坊、红花地、踹布坊、晒布厂等,服装业有估衣廊、绣花巷、纱帽巷、盔头巷、棉鞋营、木屐巷等,油糖酒业有油坊巷、糖坊桥、糖坊廊、糟坊园、糟坊巷等,经营妇女用品的有胭脂巷、闺奁营、黑簪巷、网巾市、璇子巷等,经营畜禽的有宰猪巷、宰牛巷、鸡鹅巷等,专业菜市场有冬瓜市、菱角市、鱼市街、豆腐巷、豆菜桥等,其它如:铁作坊、铜作坊、瓦匠营、木匠营等等所在多有。

                                      南京地名中的宗教色彩
    宗教对地名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南京历代都有寺院地名,除南朝时期的栖霞寺、雨花台等地名外,唐代南宗第一祖师法融修行地祖堂山,南唐后主李煜忏经礼佛的唱经楼、避暑纳凉的清凉山(山有清凉寺,故名),明代可溯源于梁武帝出家之同泰寺的鸡鸣寺,都是较著名的宗教地名。时代愈久远地名改易愈多,今天城中此类地名多为明清以来所遗留。明初于今中华门外建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高大瑰丽,当时称为世界奇观,清末毁于战火,附近仍有南山门、北山门、宝塔山、宝塔顶、宝塔巷及数条支巷等一系列地名。此外,伊斯兰教的有礼拜寺巷等,天主教的有天堂街等,佛教的有观音阁、承恩寺、龙池庵、五台山、九华山等,道教的有三茅宫、北极阁、洞神观等,此外还有源于民间信仰的晏公庙、张公庙、天妃宫、蒋王庙等。

                                      南京地名中的讹变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地名越是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交往工具,地名使用人群越是突破局部地域、狭窄阶层,地名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同时,也出现了地名讹变的情形。清朝甘熙《白下琐言》中说:“街巷之名,今昔多殊,间有可识者,皆讹舛,如乾鱼巷在斗门桥内,讹为甘雨巷;弓匠坊在铁作坊西,讹为弓箭坊;鼓铺廊在御街东,讹为书铺廊;草鞋街在斗门桥西,讹为彩霞街。”类此情形的还有皮市街讹为评事街,卖糕桥讹为迈皋桥,银台地讹为云台地等等。据今人研究,讹变地名数以百计,究其原因,多为音同音近所致,亦有一些是人为雅化的结果。

                                  民国时期南京地名命名别具一格
    民国时期南京出现了现代城市道路。为迎孙中山先生灵柩安葬中山陵,1928年动工次年完工,修建了从长江边到紫金山穿过城区北部的第一条柏油马路,以城门为界命名为中山路(今为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和陵园路。同时将下关江边码头命名为中山码头,跨越的桥梁命名为中山桥、逸仙桥,城门命名为中山门等,形成了以孙中山命名的地名系列。
    1930年10月,首都建设委员会提交了南京市干路规划及68条路名系列,由国民政府国务会议修正通过,正式定名,然后交由市政府逐年实施。这批路名有42条今天仍在沿用。规划中在已建成的中山路基础上加上汉中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中央路形成骨架,在城北地区采用山西、湖南等省级政区名为路名的专名,在城中西部地区主要采用宁夏等省级政区和上海、青岛等重要城市名为路名的专名,在城南地区则采用莫愁、钟阜等南京名胜地名和秣陵、白下、建邺等南京历史上的称谓为路名的专名。这些地名铺就了南京中心区道路地名的框架。

                                   南京解放后地名命名简单易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城市建设翻开新的篇章。道路交通方面,拓宽、延伸、新建了一些道路,其中一些命以派生地名,如中央北路等,一些命以新名,如虎踞路、龙蟠路、江东路等。人民医院、南京大学、五台山体育中心、古林公园、汉中门市民广场等文教卫单位和娱乐休憩场所成为现代城市人的重要活动地点;新建的南湖新村、莫愁新寓、瑞金新村等住宅小区占地广大;金鹰大厦、金丝利大厦、苏豪大厦、弘业大厦等高层建筑耸立入云;南京长江大桥飞跨天堑,这些地名成为人们交往中的重要指称工具。
    南京市辖11区2县,地域广阔地名繁多,由于相对古城名邑——南京城而言,历史资料中对广大农村的记载较少,地名的历史文化信息发掘较为困难。然而,纵览南京城市地名的历史演化过程,对地名层叠,地名讹变,地名系列等有了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俯瞰整个南京市域地名的现状,呈现眼前的是地名现象更为广阔的领域。
    县城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一段时期,城市规模较小,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城市居民地名称也不多,如:江宁县城区的路街巷名称,主要为80年代地名普查及以后命名并通行使用。
    行政区划地名严整有序、层层统属,同一层次的政区无间隙地覆盖着地表空间。在城市中,区、街道办和居民委员会,通常为政府管理部门使用,日常使用的地名多为路、街、巷、里、桥、住宅区、高层建筑、区片等名称。而在农村中,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多数由数个自然村的村民组成,少数为1个自然村的村民组成,极少数为1个大自然村的村民分别组成几个村民委员会,指称范围模糊,所以,日常使用的多为建制乡、镇和自然村、镇名。
    行政区划类地名事关政务,一般气魄较大,层次越高这一特点越显著。乡镇地名中,很多与山地、河流、沙洲、城门、桥闸等地形地物有关。

                                 南京农村地名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广大农村地区,自然村镇地名如繁星广布,地名的语词富含文化意味,对于这些地名,透过表面含义,发掘内在意蕴,聚类缕析,钩沉考证,普普通通的地名便显出犹如化石般的价值。
    南京境地处北方方言的东南边缘地带,自然村的通名“村”、“庄”占有较大比例。同时,近山的村庄名多用岗、山、凹、墩等字、傍水的村庄名多含圩、塘、洼、坝等字。如,据1982年版《溧水县地名录》统计,含山、岗、墩字的地名214个,占自然村总数的15%左右;含塘字的地名,109个亦占自然村总数的7%左右。
    自然村落地名含有姓氏最为普遍,其中多为姓氏用字后加通名,如赵桥、耿刘庄等,亦有姓氏在后的,如坝头陈、泉水赵等,还有仅以姓氏为名的,如吕马赵、沈徐等。以江浦县为例,全县1550余条村名中,含有姓氏用字的有700多条,几近一半。这种情形是千百年来农村家庭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关系在地名中的集中反映。自然村镇地名中存在的地域性的通名,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六合县境内通名为“营”的村名,占有相当比重,甚至超过“村”、“庄”通名。据研究,古楚国都城多次迁移,曾迁都至寿春(今寿县西南),“命曰郢”,凡迁都所至之地均命名为“郢”;楚亡国后10数年,项梁起兵反秦,立楚淮王“都盱台(今六合县北边盱眙境内)”;从而留下许多郢字地名,以后流风所及,民间转相仿效,加以讹变,演衍成村庄通名,形成目前的境况。
    村落地名中还留有历史移民的痕迹。江宁县有一些以墅、边字为通名的村镇,当地人称“九墅十八边”,据家谱,这些墅多为南宋北方移民建立的村落,以“墅”字寄予居于野土,心怀故里的情感。溧水县村名中带有“棚”的名称多达50余条,据调查这是南宋时期和清末时期,北方迁来之“客户”、“客民”聚居而形成的村落。
    地名中蕴含的信息丰富多彩,事例还有不少,溧水县明代所设17个邮递铺中,今保留原名、保有铺字及可从讹变查知的仍有15个;全县含有窑、缸字的地名有18个,可以看出当地历史上烧窑制缸业的发达。美景赋美名,江浦县“珍珠泉”,写泉池涌水若串珠之景;六合县“筷子山”(后讹为桂子山),状石柱林如巨筷依壁之貌;停翅、落星山名有趣;渔歌、和凤乡名脱俗。名胜古迹处景点地名的情致意趣更是美不胜收。总之,对诸如此类的地名现象深入研究,从中可以发现历史、地理、语言、社会意识的信息,耐人寻味增长知识,引人遐思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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