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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建都前城市发展的若干关键因素

日期:2011-04-20 浏览次数: 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六朝以前,在史籍中仅有零星记载的南京看来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蛮荒之地。其实从越城起,它已经有了近700年的城邑史,如果算上市域边缘的棠、濑渚(固城),至少还可以延长到近800年,这是南京从城市化起步到发展成为全国性大都市不可忽略的奠基阶段。其中,秦汉时期又是南京早期城市发展的关键,而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秦朝县制在南京的确立。在今天南京市域内,秦王朝以先后出现过的棠、濑渚和金陵3个邑为基础设立了棠邑、溧阳、秣陵、丹阳和江乘5个县,其中前三县事实上是以旧邑为基础改设,后两县则完全是新设。县级行政区划数量近乎翻倍,建置密度不仅在南京历史上属于飞跃,在当时的江南也属罕见,这一不同寻常的举措长期以来却少有人关注,大家更津津乐道的是秦皇贬抑金陵、破坏风水的传说。 

  传统上,南京很容易被视为悲情的城市。这个看法似乎不错,它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扮演了轮番遭受外来势力统治的悲剧角色。建城之始的越城,是越国占领军的前哨兵营。南京老城区第一个行政建置金陵邑,则是楚国灭越后的产物。而金陵得名有一个说法就是楚王熊商埋金钟山,镇压王气[1]。秦始皇统一中国,传说又听信方士之言,掘断连绵的金陵山冈,通秦淮流水再泄王气(或称天子气),而且改金陵为秣陵。这一传说被正史《三国志》裴松之注和《宋书·符瑞志》收录,并且改地名与掘冈凿山相提并论,说明古人将其视为秦始皇破坏金陵王气的重大举措,故秣陵是刻意羞辱的贬称似无疑义。关于楚王埋金之事,宋人在《景定建康志》中已有辨正。两个传说都提及的王气,其实很可能至迟是东汉末年以来的古人基于对南京风水地理的认识,利用谶纬术数的概念,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概括性隐喻,而它之所以能产生并被广泛接受的背景正是在于南京的地缘战略地位及其与国家政治形势的密切关系[2]。而在早期的700年历史中,南京城市化发展能够不断保持和演进,也正是这一因素所致,至于秣陵的含义则可以另作解读。 

   

  依据现有史料,楚灭越之后,控制了吴越故地,于是南塞厉门而郡江东[3],就是说在江东地区设郡。从后来秦设会稽郡的规模可知,其前身即楚的江东郡也一定不会小。郡下为县邑,南京地区就划给了金陵邑。这个邑的统辖范围大约估计北至大江,南至溧水(河名,非县称,所谓厉门的厉可能就是溧水的溧[4])。秦取楚地,进一步发展郡县制,分故金陵邑地设立了丹阳、江乘、秣陵诸县。秦人为何如此重视这片名不见经传的荒野之地?铜应当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地缘政治。传统的说法一般认为楚威王灭越是在前333年,但战国史权威杨宽认为楚灭越是楚怀王二十三年的事,即前306年,问题出在《史记》的矛盾记载[5]。其实以越人之强,很可能楚人是多次发动征服战争,故有不同年份的说法,有的史家认为真正灭越的是秦王朝,降越君、置会稽郡是其标志[6]。越虽然亡国,但越人的实力仍然强大,从汉武帝的征伐可知,南边的百越是与北胡并列的汉王朝两大劲敌。 

  而更早时的秦末汉初,越人同样是各方不能忽略的活跃势力。《史记·项羽本纪》云: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吴芮为吴王夫差之后裔,秦末为浙闽一带的东越领袖奉为君长,又是秦的番(后来的鄱阳县)令,故称番君。越地山水相隔,以致种系复杂,但风俗大体相类,故称百越。吴与越异国同俗,在楚、秦的统治下,彼此认同,中原人也以百越视之。吴芮母姓梅,其将梅鋗为越王勾践后裔,二人或为姻亲[7]。梅鋗与刘邦连军入关破秦,被项羽封为十万户侯,汉初侯有万户都是了不得的大人物,梅的力量可见一斑。汉初功臣侯中有出身越将、越队将、越户将、越连敖者,将、队将、户将、连敖都是楚地军队的中低级武职,冠以越字,表明这些人应当是出自吴芮系的越族将领,以楚地军制单独编组。从百越积极参加反秦战争可知,其对秦的威胁也非等闲。吴芮作为唯一善终且五世传国的异姓王,史传称其原因在于有德,其实吴氏如果没有在越人中享有威信的背景,光有德并不能保国甚至保身。吴芮归汉,封长沙王,长沙国后来在征服南越时发挥重要作用。东越在反秦战争之后,势力颇有恢复,汉人不得已封其两王,实际上放弃了会稽以南之越土并承认其政治独立的现实。一句话,若勉强以匈奴类比,吴芮、梅鋗相当于内附的南匈奴,东越、南越则相当于北匈奴。项王重封梅鋗而轻吴芮,刘邦则尊吴贬梅且扶植更低级的越将,可以看出楚、汉政权对境内越族的防范与牵制。吴、梅与楚、汉两家又各表忠心,却不见关系疏离,说明越族也有首鼠于楚、汉政权力求自保的策略。因此,会稽郡(包括尚未分设的丹阳郡)其实是秦汉防御东南越人的边郡,秦始皇和秦二世南巡会稽,目的正是抚循越人,所谓江南天子气其实是对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曾经称霸东南的越人再度崛起的恐惧,其所立刻石主要内容就是以秦之法制改变越之风俗。而推行秦法要依靠县吏,广设郡县,也就是广布法网。这是对下,对上而言县的作用就是提供劳役、缴纳赋税物资和控制要地。秦在楚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越地的控制,更多的越人和因种种原因迁徙至此的流人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人口的变化使得裂土增县成为必要。但总体而言,古南京地区人口有限,治民恐非最主要的设县目的。秦汉时,县户过万者长官称令,不过者称长,终汉之世,未见丹阳、江乘、秣陵三县有称令的。见诸《史记》的另一个旁证是,秦末项梁起兵会稽,征遍全郡也不过八千子弟兵,远不如当时的东阳县吏陈婴,振臂一呼就是两万人。 

  汉时吴王刘濞最后南逃至宁镇一带就是准备联越再起,结果反被投机的越王所杀。除了以越王为首领的有组织的越族政权外,会稽郡(包括楚、汉之交以会稽郡西部分设的鄣郡,即后来的丹阳郡[8],金陵地区诸县皆划属该郡)内散居的越族居民也一直很有势力。他们不堪楚、秦、汉等外来政权的压迫,大多蛰伏山林,至孙吴时代仍是如此,称为山越,一些逃亡的汉人也会加入其中,酿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吴书·诸葛恪传》有一段话对了解丹阳郡民情非常重要: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9]孙吴的重要将领几乎都有讨伐或治理山越的经历。“取吴、会,平山越”是孙策征战江东的主要目标,孙权一度“卑词魏氏”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因此山越问题一直是孙吴立国的大患。不过,丹阳山越也有重要的价值,他们战败被俘或受招募后成为两汉和孙吴丹阳兵的主要来源。当时的丹阳兵因强大的战斗力而声名颇著,如西汉大将李陵对抗匈奴的最后一战手下五千全是丹阳兵[10];东汉名将冯绲南征武陵蛮之叛,主要是凭借“丹阳精兵之锐”[11];东汉末年丹阳人陶谦能立足四战之地的徐州,也靠得是笮融等人所率的本乡子弟兵[12]。有趣的是,丹阳兵为后来三家鼎立的曹、刘、孙都或多或少地提供了重要支持,这在三国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如,曹操举兵反董卓,丹阳太守周昕前后遣万余人助其征伐[13],曹洪也曾至丹阳募兵数千[14];黄巾军起义,刘备曾随都尉毋丘毅奉大将军何进之命赴丹阳募兵镇压,受阻未成,后投靠陶谦,得其援助丹阳兵四千,实力大增[15];丹阳兵暨丹阳山越更是孙氏成就江东霸业的关键,分别就任丹阳太守、丹阳都尉的孙策舅吴景、从兄孙贲(皆袁术任命),和投靠从父丹阳太守周尚(刘繇所属)的周瑜,他们都为孙策提供了征服江东的基本兵力,其中自有不少丹阳兵,而孙坚将领朱治、芮祉(孙女为孙权妃)皆为丹阳人,孙策在攻讨刘繇后相继收伏了丹阳山越最强大的宗帅祖郎、自封丹阳太守并受到当地山越拥戴的太史慈[16]孙权徙治丹阳郡的秣陵乃至迁都建业,除了龙盘虎踞王气所钟的风水地理因素,方便打理孙吴看家军种——水军的军事地理因素,四通八达的战略交通因素,以及采铜业发达的经济地理因素外,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与就近控御丹阳山越,以维持区域稳定,并可方便地汲取兵源和劳动力有关。 

   

  再分析金陵的得名。其实在南朝顾野王的《舆地志》里说得明白,古金陵山也,邑、县之名,皆由此而立[17],即所谓因山为名。金陵山又因何得名?首先它应该是个泛称,指包括紫金山(钟山)在内的宁镇一带山脉。其次,名称中的金当为铜。早在周代时,江南铜就已名闻天下。《尚书·禹贡》说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就是金、银、铜。又《周礼·夏官·职方氏》说扬州特产其利金、锡、竹箭,此金即铜。周师屡屡讨伐南淮夷,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掠取吉金(即铜)。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强盛离不开吴钩越剑,可以说铸造青铜兵器的原料吉金就是当时第一等的战略物资。先秦中国最富饶的吉金产地有两个,一个在长江以南的苏皖山地,另一个在湖北,前者恰好为吴越控制,后者则成就了楚国的霸业。西汉初,吴王刘濞能领导七国之乱,凭的是不征赋税便国用富饶的经济实力,这个实力一靠依山铸铜,二靠煮海为盐。此铜便是江南的吉金。刘濞吴国所辖的鄣郡(汉武帝元封二年改名丹阳郡),是西汉唯一设铜官的郡,时称嘉铜出丹阳。丹阳铜产地较广,后来的铜官所在地——安徽的铜陵在秦和西汉早期并不属于鄣郡(改丹阳郡后始归之),按唐代《史记正义》的说法,鄣郡的铜山在“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并属章也”。另《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四《杭州》记今浙江德清有“铜官赵监庙,汉吴王濞凿山采铜,铜监赵氏遇山崩压,降灵于此,后人立高庙”,此地恰属鄣郡。南京地区在两汉时先后属鄣郡、丹阳郡,境内现已探明的诸座铜山虽然少见有古人大规模的开发迹象,但临近句容的江宁区汤山街道已有经考古发掘的伏牛山古铜矿,而且古金陵山原本就包括句容、金坛诸山[18],说明先秦时期对这里丰富的铜矿藏已有认识,故金陵为名,意思就是产金(铜)的山陵[19]。这个名称并无什么特殊的褒贬,犯不了政治大忌,秦始皇泄王气之说最早出自魏晋时期的文献,距离秦时已有四五百年,而且也只是秣陵故老之言,本身就具有很浓的民间色彩。改名之事当另有原因。 

  古长江入海口在今天的扬州、镇江一带,南京地区丘陵密布,长江受两岸山势所束缚,相对狭长,渡江便利,因此自古便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沿着长江南岸向东出了宁镇地区就是地形卑湿的太湖平原,向西南经过盛产铜矿的皖南就可通达楚地。如果利用长江水道顺江而下,到了南京地区必须下船登陆,否则江船入海太过危险;反之也一样,从南京乘船可以溯江而上,经巢湖入淮就可进入中原。因此,南京地区一直是周边文化反复博奕的边界所在,自石器时代起文化面貌就很独特,北阴阳营文化、点将台文化到湖熟文化,均独立于周边的区域文化,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南北过渡的特征。其北主要为淮夷(九夷),其南为越人,南京地区部落的族属应当是同两边均有密切关系的桥梁民族,或者就是淮夷的一个偏远分支。周人封建吴国,其地望依据考古资料更可能是在宁镇地区,而不是今天的无锡、苏州。这也比较符合史实的推理,远道而来的周人不大可能深入到文化差异很大的越人地区立国,而在淮夷、越人势力的边缘地带立国要容易的多。边缘、桥梁其实就是枢纽,可以制霸四方,所以无论北下南上,还是东流西溯,南京都是关键。这一中心地带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上也有着优越的天然屏障,西、北是浩浩长江环绕,东、南是连绵山丘拱卫,中间为古秦淮平原,天成地设,攻守兼备,堪为出入东南的门户。经历长期的争战,越人和楚人均发现并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古南京的战略地位,先后在棠邑和濑渚邑之间的中心地带修筑越城和设置金陵邑,以加强区域控制。秦人在前人的基础又予以大大地强化,以一邑分设三县,以致后代无不萧规曹随,因此秦虽二世而亡,南京的秦县却千年不易,甚至名称都不变。  

  三县设立的契机是秦驰道的开筑。秦人的政策是要治国先修路,遍布全国的驰道是意义超越了长城的大工程,在秦统一的第二年即下令开工。当时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而且有严格统一的工程标准,路宽五十步,金椎夯筑,两边栽植松树,既保护路基,又便于识别。随着工程的进展,秦始皇便开始巡游天下。驰道的修筑当然不是仅供皇帝游观之用,实际是要解决庞大帝国的驿传和军队、物资运输的困难。当然考虑到古代条件的简陋,做到县县通是不可能的,有限的人力和物资只能是用到帝国的刀刃上。强悍的越人自然是帝国关照的重点。汉人贾山说秦驰道南极吴越,正说明了秦人的策略。秦始皇东巡会稽必然要使用新修的驰道,如果考察一下他的东巡路线就能勾勒出江南驰道的走向。据《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秦始皇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海渚,唐初的《括地志》认为是舒州,又说海字可能有误,既然误用何以肯定就是舒州?若说有误,很可能是牛渚之误。牛渚是长江要津,著名的采石矶就在牛渚山之北。由此上岸过丹阳是顺理成章的事。丹阳,《括地志》认为是丹阳郡,又误,秦代三十六郡根本就没有丹阳郡(就书法而言,这段文字里没有一个郡名,都是县名、山水名,也可为证),因此这个丹阳只能是丹阳县,县治在今南京市江宁区丹阳镇一带。丹阳在先秦时就是著名沟通吴楚的古道,春秋时楚吴首次大战——衡山之战便发生在此,沿此古道修筑驰道是必然选择。江乘,治所在今南京市栖霞区江嵊村。可见金陵在秦始皇东巡会稽路线中的重要性,出入会稽都要经过此地,不是交通枢纽又能作何解释?换句话说,就是在金陵新增的两个县都是驰道上的重要站点。其中江乘还兼有江渡重任,项羽北渡很可能走的就是江乘渡,江乘对岸的棠邑县(今南京市六合区,早在春秋时,已是楚吴争战的要地之一)至今有大量项羽传说及相关地名,今南京市浦口区与安徽和县交界的乌江则是项羽南渡不成自刎之处。 

  又,丹阳、江乘能在秦皇东巡路线上留名,说明它们是驰道上的重要休憩所。但这两处一在江边,一在山中,地形僻狭,无法大量生产马草。只有其间的秣陵包有秦淮河盆地的中央,依山傍河,地形开阔,适于牧马或生产马畜饲料,而饲料的屯聚之处可能就在后来设有邸阁的牛渚。种草养马需要有劳力支撑,秣陵东境的湖熟在先秦的南京算是人烟稠密之处,商周的湖熟文化就是在此首先发现并命名的,西汉时又在此增设胡孰侯国(县),皆证明了此地的繁荣。因此,由于驰道的原因,金陵(秣陵)治所是必须徙建的。而作为驰道网上重要的牧马或马料基地,秣陵之名适得其实[20] 

  按理说,南京地处江南,养马有些匪夷所思。南京的牧马史其实源远流长。至少从南宋开始南京就成了南宋最知名的马场,中央骑兵主力军侍卫马军司就设在南京[21]。元代,建康属于钦察部首领土土哈的牧场,其牧马户(哈剌赤户、秃秃哈户)在溧水的就有1300[22],元后期的权臣燕帖木儿就是他的孙子。明代南京的六合、上元、江宁、溧水都有养马户,设牧群,隶属牧监(后来是太仆寺),现在南京还有马群、马鞍、马集、马场、马墙里、马村、马塘等许多与明代马政有关的地名。清代留下地名的则有马标。南京牧马历史既与政治有关,也与此地适合优质马草苜蓿的生长有关,今日南京城东尚有苜蓿园地名。秣陵县的设置或许就是南京牧马的源头。此外,项羽马技娴熟,最后失败南奔时身边跟随的也是八百骑兵,这些死忠卫士很可能多是从起江东的健儿,否则在大势已去时不会还选择流亡。汉代有越骑校尉,是可以匹敌匈奴的中央精锐,证明南方的越人后来也可以擅长骑战考虑到江南骑兵的罕见(有史家从《越绝书》等史籍中零星的记载证明早期吴越也有骑兵,若确实其规模也肯定有限,不大可能是独立军种),很可能秣陵等驰道要隘的设立对江南骑兵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秦代由于会稽郡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因此开通了江南驰道,并且两代皇帝皆亲巡至此。驰道强化了秦人的控制力,增设县治成为这种强化的象征。而南京地区作为历史悠久的长江下游地区战略通道的重要节点,成为会稽郡的驰道枢纽及车、马的后勤保障基地,以及江南铜料的转输口岸,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其区域地位在此形势下得到很大提升,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形成相对密集的县级城市群。有意味的是,三县的废并都在隋平陈之后,南京县级政区建置恢复了秦以前只有一个县邑的态势,南京地区的第一次大发展高潮至此步入终局,唐初又迁扬州于广陵,南京连州郡的建置也没有了。隋唐对待可能威胁王朝统治的地区,采取的贬抑政策似乎更加合乎传统和逻辑。由此反观,秦始皇在南京的建县举措以及改金陵为秣陵,到底是抑是扬,两相对照,昭然若揭。而秦代南京地区形成的城市化格局,为六朝定都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作者单位: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1] 《景定建康志》卷五。 

  [2] 王气传说的盛行与孙权迁治秣陵实有莫大关系,而孙吴、东晋的先后定都成为王气存在的最佳明证,此非本文重点,故不予展开。 

  [3] 《史记》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2318页。 

  [4] 据《史记集解》,徐广认为厉门“一作‘濑湖’”。厉、濑,即溧。濑湖或即古丹阳湖(今石臼湖、固城湖为其遗泽)。 

  [5]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1751页)记“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与《樗里子甘茂列传》所记不同。 

  [6]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03期的勾践之后的越楚关系及越国历史考辨》对此有比较全面的分析。 

  [7]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云:“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姓梅,梅里是也。”梅为越族大姓。 

  [8] 丹阳郡,一作丹杨郡,本文皆用前者。 

  [9] 《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1431页。 

  [10]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2877)作“丹阳楚人”,《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第2451页)作“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丹阳”即汉丹阳郡;《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1445页)称该地为“荆蛮”所在,汉初又属荆国,故“荆楚”在此实亦指丹阳郡。丹阳郡历史上长期属于楚国疆土,故“楚人”、“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实指郡中土著,以区别于来自中原等地的外来移民。 

  [11]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3页。 

  [12] 《三国志·魏书》卷八及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九。 

  [13] 《三国志·吴书》卷五十一及裴松之注。 

  [14] 《三国志·魏书》卷九。 

  [15] 《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二。 

  [16] 此段资料散见《三国志·吴书》卷四十五、卷四十九、卷五十、卷五十四、卷五十六等及裴松之注 

  [17]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594 

  [18] 《建康实录》以 “地接华阳金坛之陵”作为金陵得名的一个说法,华阳金坛之陵即为地处句容、金坛诸地的茅山,金陵作为山名,所指当包括茅山在内 

  [19] 现在南京探明的铜矿储量占江苏省的首位,江宁区的铜井、谷里、九华山正是南京的三大铜矿所在地。至今唯有位于江宁区汤山街道的伏牛山古铜矿经考古发掘认定是始于春秋之时,尚未发现其他先秦时期大规模采掘铜矿的明显证据,这与对大量古矿冶遗址缺乏全面系统的勘察和分析有关,但也可能金陵早期的古人对深层的硫化铜矿开采能力不足,浅层的氧化铜矿又很快采掘殆尽,而六朝建都后为保持风水可能对采矿规模也有所限制。 

  [20] 中原的马是由北方草原传入。蒙古语马读morimorin,汉译莫力、抹邻不等,译字不同音亦稍转。顾炎武《唐韵正》称马的古音是莫补反,现代吴语读马为mo,正与其蒙古语的音译相近。秣陵县的名称,或许就是马的音译。《元朝秘史》有秣驎,旁译马,读音与秣陵如出一辙。太巧合了,莫非秦人一语双关。如果说秣陵县就是马县,含义就更加明了,秦人必在此处设立了马场。不过,蒙古之兴毕竟太迟,先秦的草原民族对马的通称未必与蒙古人相同或相近。姑此存疑。 

  [21]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 

  [22] 《至正金陵新志》卷八。 

 

 

  再看秣陵。东汉末年,孙策征服江东时,渡江后的进军路线正是从牛渚至秣陵,并在秣陵一带遭遇丹阳土著军阀笮融等人的强大阻击,一度失利负伤,最后因未能全歼敌军,遂转道攻取梅陵(今址说法不一,一说在雨花台)、湖孰、江乘,打开局面。先秦以降至孙吴奠都之前南京发生的历次战役与驰道走向的重叠,都一再证明了这一地区长期具有的战略通道的意义。而分析秣陵之义,《周礼》有刍秣之式,贾公彦疏曰:谓牛马禾谷也,秣即喂养牛马的草料。秣陵县直接由金陵邑所改设,从金壁辉煌的金到了牲口饲料的秣,也难怪后人妄生非议。其实,秦人改名并非小儿科的戏耍。金陵邑一分为三,金陵山也就一分为三,秦人可能认为再称金陵县未免不合适。而秦汉时期的车兵和骑兵都需要大量的马。驰道之驰,证明了马和马车是这条快速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而且马车在汉以前主要是供车战及贵族高官使用,平民百姓用的牛车则并非驰道的服务对象,因此与驰道关联的秣陵,其意也理当与秣马相关,而非宽泛的喂食牲畜之地。秣陵地处丹阳和江乘之间,其治所由金陵邑治石头城迁于今南京市江宁区秣陵镇,正是为了靠近驰道。石头城在秦淮河的入江口,山丘、池沼密布,往江乘方向又有幕府山、钟山、玄武湖、燕雀湖拦住去路,驰道修筑不便。中游的方山、秣陵镇一带,向西北可通江乘,向西南可入钱唐,位置比石头城方便得多。秣陵县治虽迁离江岸,但县域仍辖有沿江一带,记述简明的《续汉书·郡国志》在秣陵县下特别注明“南有牛渚”,可知秣陵辖境之广大(汉县设置总体上密于秦县,则秦时县域一般应大于汉时)和地位之重要,与江乘县并为秦汉时控御长江要津之所。由于拥有便利的过江通道,南京地区即便自身铜产有限,但也应当是丹阳铜(鄣郡铜)运销环节中的一处重要口岸,郡内的铜料可从此处大规模转输江北。而且鄣郡改丹阳郡后,辖地变大,铜矿主产地也随之变迁,但南京地区诸县始终都在郡内,可知其口岸之重要。考虑到江南铜的悠久历史,这一口岸很可能在先秦时已与之产生密切关系。郭沫若依据春秋时期曾伯簋所铸金文中的“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金道锡行”的记载,指出所谓“金道锡行”,就是南方诸夷的铜、锡入输中原之路。有学者据古文献和金文提出商周时的“金道锡行”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即由南向北,穿越长江、淮河的下游,到达中原地区。依此,南京地区正当“金道锡行”的东路跨江节点,棠、金陵两座先秦古邑分据长江南北,这也是秦驰道在此过江的历史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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