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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与奥林匹克的百年渊源

日期:2014-04-23 浏览次数: 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今年816日,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南京举办,世界的目光将聚焦十朝古都南京。然而,这并非是南京首度与奥林匹克亲密接触,近现代史上的南京早已和奥林匹克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史实证明:南京这座城市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人参与奥林匹克事业的发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国家奥委会组织的历史,都是与南京这座城市紧密不可分的。南京是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发祥地。 

  1910年:奥运梦开始的地方 

  南京与奥运的最早渊源始于百年之前。中国人的奥运理念就是在这座十朝古都发轫的。 

  “中国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获奥运会金牌?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奥运会?”这著名的中文“奥运三问”被认为是中国奥运梦的发端。然而,“奥运三问”的出处究竟在哪却一直是个历史谜团。流传最广的说法是,1908年一本名为《天津青年》的杂志登出了“奥运三问”。这本杂志是由在中国最早推广竞技体育的基督教天津青年会出版的。1908523日,该刊刊出一篇题为《竞技体育》的英文文章问道:何时中国能产生有水平的运动员,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国际盛会上赢得第一名呢?这其实只是“奥运三问”之第二问,且是以英文形式记录下来的。实际上,中文的“奥运三问”,最早见于1910717日《申报》刊出的题为《中国运动大会之先声》的通告书,其中“三问”全文是:“试问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这是为1910年在南京举办第一次全国运动会时而提出的。通告书紧接着提出,“兹值南洋赛会之时机,爰邀集全国体育家,订期915日,齐集金陵,开第一次中国运动大会”。 1910101822日,中国首次官办国际性博览会南京“南洋劝业会”举办期间,全国体育界人士在南洋劝业会跑马场举办了首次全国运动会。这表明,当时提出的“奥运三问”,也是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召开的直接动因。中国首次“全运会”,堪称奥林匹克运动之种播撒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第一个硕果,中国体育事业从此开始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接轨。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是让中国人奥运梦想真正启航的城市。就在1910年的南京,不仅仅产生了中国人的奥运梦想,还诞生了中国奥委会的前身。中国国家奥委会的官方网站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简介》栏目追述历史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体育组织早在191010月成立”。这是指19101018日在南京借“南洋劝业会”场地召开第一次全国运动会期间,中国第一次成立了全国性的体育组织。这个组织的出现,也中国人奥运梦想发端之时,开始努力寻求奥运之路的里程碑式事件。 

  关于这个组织的史料,之前最早可以查询到的内容来自于194510月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民国3210月至3312月工作报告》。报告之中第二部分《本会之产生》称中国体育界长期“无有形之机构”,“民国纪元前二年(宣统二年,公历1910年)1018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开幕,主其事者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乃伍廷芳、唐绍仪、王正廷、张伯苓诸位先生所领导,至此始有正式之组织,是为本会之雏形”。然而,194510月的报告毕竟是后期的转述和追认。由于1910年第一次全运会的原始史料至今鲜有发现,于是最早全国性体育组织在南京成立难有直接记录作为证据。 

  清朝末年中国各地开始举办早期大型运动会时,普遍都会同时成立与运动会同名的临时体育组织,类似于今天的赛事组织委员会。近期从“南洋劝业会日本出品协会”编纂的《南京博览会各省出品调查书》里查到,日方记录南洋劝业会期间确实成立过名为“全国学界运动会”的暂设组织(第一次全运会参赛者都是学生,于是当时也称“全国学界运动会”)。最早全国性体育组织的设立和名称终于从原始史料的角度得到了解答。 

  中国奥委会组织以之为前身的第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在南京成立100周年时,2010年,南京申办青奥会成功。百年渊源,百年轮回,这是历史对于现实的一次呼应。 

  1924年:民国奥委会在南京成立 

  民国初期,中国体育组织的管理权力、大型运动会的会务工作多被在华外国人士把持,几乎都不掌握国人手上。中国的体育界急需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来组织全国的体育事务和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但是,来自国内不同区域的体育界人士,在众多问题上分歧严重,使得筹建会议一致陷入各种争论之中,多次创建的努力均是未告成功。 

  与此同时,国人对于组建“全国合法的体育机关”和国家奥委会的期盼之情也与日俱增。后来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秘书长(也即国家奥委会秘书长)的沈嗣良曾回忆说,这一时期“各区体育都有了相当的基础,独无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热心人士乃盛倡国人自主,亟应组织全国合法的体育机关,以主持全国体育”。 

  19245月,第3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来自国内五个地区(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华中)的体育代表们倡议成立中国人自己的全国体育组织。 

  这一时期虽有在华外国人士把持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已于1922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说法,但是从1924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期间的历史记录来看,当时的体育界人士并不认为中国已可以参加奥运会。1924531日,全国14个体育团体发起了第三届全国运动会选手慰劳会。慰劳会的开会词即明确指出:“刻下中国虽无加入万国运动会之资格,然能积极提倡体育,则亦不能达到。”这段话的意思也显示,至19245月为止,中国体育界还在努力争取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 

  为了实现体育界的这一梦想,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先驱张伯苓、王正廷等人在19245月间也尽力推进此事,终于促成了有关成立会议的召开。但是此次努力仍是以失败告终了。据1924530日的《申报》报道,525日上午,来自各省体育界人士在湖北省教育厅开会,几经争论仍“无结果而散”。26日下午二时,又在武昌体育场会议室开会。会议最后定下:“俟七月三号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时,再召集各省代表开成立大会”。192469日,《申报》又为7月初的成立大会发出预先报道《全国体育机关在宁开成立会》:“当由各省代表议决合作,共同组织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其名称另行酌定”,“定于七月三日乘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之时,赴宁举行成立大会”。 

  “组织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了古都南京身上。192476日和7日,《申报》连续两天报道了74日和5日成立大会的详细情况。76日报道:74日“下午八时”,来自各地的体育界人士65人,于“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成立大会。因为讨论的事项过多,又“定于七月五日下午四至六时,在原处续开会议”。 

  77报道:75下午四时,成立大会于“东南大学化学教室”继续召开,大会在迅速讨论了组织架构等问题后,选举“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方小川、沈嗣良、郝伯阳、卢炜昌、穆藕初等九人为董事”。担任会议主席的张伯苓随即发言宣布:“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 

  至此,“国立东南大学”的化学教室里,中国第一个合法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就此正式成立。在中国的体育事业正在起步的关键阶段,却一直没有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体育界人士梦想已久的“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终于在南京完成了组建,这是中国体育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该组织的名称随后又被正式确认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协进会”在当时常常代替“联合会”、“协会”等作为组织的名称使用。在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的那个时期,国内即有工界协进会、农业协进会、教育协进会等有影响力的组织,有学生联合组织也称“同学协进会”。 

  192510月,张伯苓在呈报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登记申请里,明确记录成立大会的开会地点为“东南大学化学教室”。这也从官方的角度,明确了该组织的成立处即是: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于1924年当年发布《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其中“国际关系”上的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于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而“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选择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世界运动会也属于当时国内对奥运会的通用名称)”。这份历史文献显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其成立的1924年,已开始承担了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其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确实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成为了中国的国家奥委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记录发布,这造成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详细日期,目前暂难获悉。但迟至1926年初,作为“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肯定获国际奥委会承认。经体育史学者查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份公报——19264月的公报里,已明确记载了该会为中国奥委会。 

  据此,民国奥委会组织成立于南京,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的奥运之路也是从南京出发的。19276月中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组委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申报》1927625日报道称,“正式邀请我国运动代表团加入”。这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首次接到参加奥运会邀请的记录。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作为国家奥委会的地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后来派出了宋如海作为代表出席了第九届奥运会,这被视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发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其后又先后以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身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三届奥运会的比赛。在那风雨如晦的动荡历史时代,体育界先驱们在南京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人参加奥运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47年:民国奥委会迁回南京 

  民国奥委会在南京成立后即在上海正式办公。根据1925812日的临时董事会会议记录,“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在南京成立后曾暂在《申报》报馆办公,“上海申报馆允许本会借用该馆第三层楼上公事房一间为本会事务所”。不久,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上海法租界租赁了美国企业拥有的130多亩土地,建设了“中华体育场”,设置有足球场、篮球场、田径场、网球场、棒球场等场地,把场地上开展体育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经费。中华体育场的土地被美国企业收回后,全国体育协进会又在上海延平路租用40亩土地建设了申园足球场(现为静安区工人体育场),继续通过发展体育产业,保证会务的开展。 

  在上海办公期间,全国体育协进会也曾讨论过是否迁址南京,例如:193483日上午,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召开“秋季董事会”,会议议题之一即是讨论“将会址迁至南京”的问题,但最后未获得通过。把会址留在上海的最关键一条理由是:“该会向无基金,在沪所需经费,大都赖于平时售票。迁京后,经费即将发生最大问题。故事实有不能迁移之处”。 

  193711月上海沦陷前,全国体育协进会从上海迁移至大后方的重庆,会务一度停滞。1941年初重新恢复工作,当年56日在国民政府社会部登记备案,会址在重庆市区夫子池。19431月又在重庆大田湾自建了会舍,开始迁入办公。 

  在八年全面抗战取得了胜利之时,全国体育协进会终于正式计划迁来南京。194597日,“九三”抗战胜利日之后仅仅4天,在借重庆市青年会西餐厅举办的常务理事会议上,全国体育协进会决定“将总会会址迁返南京”。根据当年1130日出版的《体育通讯》的报道,此次常务理事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的1015日,全国体育协进会即开始着手迁址工作,派出了推行组的主任干事马振銮(曾任重庆市体育督学,后任教育部国民体育会研究试验组主任)从重庆乘坐“民联”轮出发赶赴南京。他抵达南京后“即进行寻觅会址,以作本会迁京后之办公处所”,但是却发现了“南京房屋极感缺乏”的严酷现实。 

  南京市区建筑在193712月沦陷时遭受的严重破坏,八年之中没有得到多少恢复。全国体育协进会虽有心从速迁至南京办公,却难以寻觅到“多余”的房屋供办公之用。这样的困难使得该会迁址南京的工作一波三折。据1946929日的《中央日报》报道,在决定“将总会会址迁返南京”一年多之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董守义在谈到“迁京”的工作时仍称:“(本会)现正觅定适中地点为总会址后,即着手恢复过去之活动。” 

  在这样的困境下,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了尽早在南京开始运转,不得不选择临时使用活动房屋搭成办公用房。19461115日《中央日报》又报道:“全国体育协进会前已决定迁返南京,因会址未觅定无法展开工作。现由市府划定宁海路附近空地为永久会址。该会最近在沪购得活动房屋数座,昨日运抵下关,不日可在该地架搭临时会址。” 

  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董守义的夫人邝亚英,曾经回忆了会址刚迁至南京的困难情况:“(董守义到南京后)数月后,在南京偏僻地区——剑阁路找到一块空地。有了地址,又愁建筑,会里没有经费基金,无法兴工。幸此时美军撤走,留下一种‘活动房子’,能够折除和移动,外表像一个长面包式,灰颜色,占地很大,夏天热,冬天冷,但里边可以分作大小房间,大间能容五六人办公,隔为小间能作宿舍和休息室等用。会址已定,设备也大致敷用。成立那天举行大规模庆祝会,邀请知名人士参加。请他们解囊相助,为体协筹措基金,解决经常开支。成立初期,会里工作人员只有秘书2人,总务1人,会计1人和干部5人”。 

  194717下午五时,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中央饭店“召开返都后首次全体常务理事会”,总干事董守义在会上报告1946年度会务时提到“首都建设会所”的工作进展:“业经行政院批准拨给活动房屋三栋,并由南京市政府以八万一方价拨剑阁路公地三亩余。刻正筹划建筑费及地价费等项以建设总会址。”至1947年初,192475创立于南京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过了近二十三年之后终于把会址迁到了其最初成立的城市。 

  这样的辛苦和努力,让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终于把在南京的会所建设了起来,把正式会址留在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土地上。在19486月刊印的《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上,有一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史》,其中记叙了剑阁路会址建成的史实:“民国三十四年复员后,以会内人力财力异常缺乏,其所遭遇之困难,实不在抗战时期之下……经一年余之奔走,始得在南京剑阁路,以各方捐助之经费,兴建小型办公室及职员宿舍,作为会址。” 这样的记载显示1948年时该会已不再使用临时建筑,而是在剑阁路上建成了固定的房屋作为会址。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史》在回顾了上述迁址的曲折经历之后,又记录“民国三十六年方正式办公,当即着手筹备参加第十四届世界运动大会工作”。 

  随着中国国家奥委会迁址南京,国际奥委会的档案记录里也首次留下了“南京”的地址。国际奥委会19472月官方公报记录,中国奥委会地址为:co Ministry of EducationNanking(南京,教育部转)。c/o即“care of”的缩写,意指“由……转交”。 19477月的国际奥委会公报上,中国奥委会的地址第一次是南京市的门牌号码“7.Chien Ke RoadNanking”。其中Chien Ke Road是韦氏拼音,即“剑阁路”的音译。而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社会部直辖普通自由职业团体通讯一览表》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通讯地址也明确记载为“南京剑阁路七号”。这2个记录完全一致。 

1948年:奥运代表团在南京组团集训 

  19471015的《中央日报》报道,“全国体育协进会复员后(指从抗战时状态转入和平时状态)第一届全体理监事会,定于下月二日上午九时在京召开”。全体理监事会本来是一年一度举办的,但是1946年的会议“因复员影响未能如期召开”。 

  在面临1948年伦敦第14届奥运会日益临近,而“复员以来会务亟待整顿”的情况下,在南京剑阁路七号办公的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组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工作。1015日的《中央日报》同时发出报道:“我国出席世运(当时国内把奥运会称作世界运动会)代表遴选委员会,定下月一日下午三时在剑阁路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讨论一切有关遴选事宜。按:该会委员为王正廷、宋君复、容启兆、江良归、许民辉、董守义等七人。” 

  依据113日《中央日报》报道,111日在剑阁路召开的此次遴选会可谓是中国筹备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工作的正式开端。会上草拟出了“代表团人选及经费预算案”,将之提交到112日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监事联席会中讨论”。并且推定了王正廷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总领队,董守义为总干事,马约翰为总教练,而“其余各队组织人选亦已推定”。 

  1947112上午九时,全国体育协进会在抗战胜利之后的首次全体理监事会,于南京新街口交通银行的会议厅举行。“我国应如何参加第十四届世运会”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 

  会议在中午1230分休会,下午继续讨论,至傍晚630分结束,持续了几乎一个白天。这次在南京新街口的地标建筑里召开的的会议,标志着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自此在南京成立和开始运作了。 

  次年,随着伦敦奥运会的临近,运动员集训被提上议事日程。1948525日起,代表团的篮球队和田径队大部分队员先后来南京参加统一集训。中央大学体育馆被选定为运动员的集训地。该馆上层的健身房有篮球场两处,暂时交给篮球队供训练之用。体育馆正面的中央大学运动场,设备很完善,则供田径队训练。 

  体育馆一楼的中央大学体育系图书室,本来是保藏体育学术书籍的,此期间临时改为选手宿舍,13名选手合居于此一室。图书室两面都有门窗,光线很充足。代表团工作人员在运动员入住前已派人粉饰一新,添置了各种生活物品,门窗也均为运动员入住添置了纱罩帘布,并且专门聘请了服务人员。代表团工作人员自豪地向媒体宣布:“微细如衣架、香烟碟、盥洗器一应俱全,远胜于普通旅社”;“宿舍专任工人两名,供使唤招呼茶水,换洗衣服每日定时收取,此点最使选手满意”;“(选手)集体来京报到,行装甫卸,江良规即引导各处参观,各选手对宿舍设备周全,均掩不住喜色”。 

  代表团对于运动员们在南京的生活起居是关怀备至的,华侨运动员李世侨、余进、黄天锡、黄两正是回国参加训练的,525日到南京报到时,因路途遥远而没有在行李里携带被褥。他们报到后,代表团立即赶购被褥,让他们四人当晚“已拥被安眠”。 

  当时正值初夏的季节,为防止蚊虫影响运动员休息,代表团工作人员每日在房间喷射“DDT”(注:即滴滴涕杀虫剂)一次,“并放置香花数盆,花香扑鼻,蚊虫绝迹”。运动员居住的图书室的藏书很丰富,仅仅研究篮球战术的英文图书就有20多册,在训练期间也全部开放供运动员阅读。 

  代表团每天供给运动员伙食费和零用费,早餐则专门由青岛餐室承包好,“另由遗族学校每日供应鲜牛奶”。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历史背景下,代表团工作人员还是尽力为运动员在南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训练环境了。 

  在南京训练期间,篮球队在南京与地方球队进行了几场热身赛,引起了当时南京球迷们的热切关注,每场比赛的观众都很多。田径队队员在南京训练期间也进行了几次测验赛。随后,代表团工作人员、篮球队和田径队是从617日南京集体启程的。南京市教育局、体育会等团体此前曾送别代表团,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于614日下午布置了茶会送别。617日中午,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在其办公楼二楼客厅设宴,最后饯别了代表团在京成员们。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第三次参赛的中国代表团和之前1932年、1936年两次参加奥运会比赛一样,又一次没有任何成绩上的收获,不仅没取得奖牌,也没有任何项目出线进决赛。值得记住的是中国体育人在国力不济、体育事业难以得到支持的历史背景下,仍在南京艰难组织代表团参赛,并且在国际赛场努力拼搏的经历。 

  同时,在南京统一集训的中国篮球队,也在比赛中给奥运史留下了一个历史印记:194886日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时,中国篮球队以12525的比分获胜,这一奥运会篮球比赛最悬殊比分(整整一百分)的纪录,至今也未被打破。 

  新中国成立后,194910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决议将会址在南京的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新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52714日,为了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权问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 1954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又通过决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继续承认。 

  而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后一任总干事、1947年当选中国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此前主持了把会址搬迁到南京和在南京筹组1948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出席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新中国代表团总指导、副团长,后来了担任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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