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古都南京 > 人物述林 > 足迹金陵

忆朱偰

日期:2009-07-15 浏览次数: 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凌也徽
    半山园畔清溪苑,芍药辛夷次第开。
    浩劫十年留惨痛,苍天依旧送春来。
    生死茫茫十余年,遗痕处处犹惘然。
    娇女健男承父志,黄泉寄语慰灵台。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他的形象,我一日不能忘怀。尤其是他坦率的气质,耿直的情怀,终日手不停披、笔不停挥、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不能不时时在我脑中闪现。每当捧起他的遗著,好似他又在与我相顾而谈。趁《南京史志》约稿之机,我愿将我对朱先生的回忆整理成文,奉献给读者。
    朱偰(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县人。青年时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土学位。1932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全国解放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馆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
    朱偰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其父为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先生。他幼受庭训,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五岁开始从父学习古文。在所读的众多书籍之中,《史记》和《水经注》对他日后的影响特为深刻。他晚年回忆道:“那时我佩服鲁仲连,功成不居;我爱好乐毅,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喜欢荆柯,聂政,支持正义,剪除强暴。那时我立志要做一个大丈夫,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而《水经注》优美奔放的文笔,则培养了他日后清新活泼的文章风格。他在少年时代就获得了一定的声誉。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便发表了不少文章,如论文《论五言诗的起源》,小说《怅望》、《泡影》,译作《漪溟湖》(即《茵梦湖》)、《燕语》、《沉钟》等。特别是《漪溟湖》的翻译,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当时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诸君,在翻译问题上,经常批评别人,总是自以为是。茅盾同志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说:“朱偰的《漪溟湖》逐条指出(郭沫若翻译的《意门湖》)错译十多处,可惜创造社诸公丈八灯台只照见了别人。”(见《新华月报》文摘版七九年第十一期)
    朱先生于1929年考取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我国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经由西伯利亚的邮件停顿,他得不到家中汇款,便一边读书,一边卖稿为生。在苦读三年之后,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回国后,即受聘于中央大学,为经济系教授,其时才廿五岁,不久担任了该系系主任。这段时间,他除了出版财政经济方面的若干著作论文之外,在文艺方面写出了《行云流水》、《汗漫集》、《匡卢记游》、《入蜀记》等文学记游作品。
    自1932年开始。朱先生在授课之余,开始对南京的名胜古迹进行研究。他认为,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物制度,照耀千古者,除长安、洛阳外,当推金陵。其建都远在南北朝前,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自1932~1935年,对于金陵古迹,他亲自摄影,测量。调查范围,东至丹阳,西至当涂,南到湖熟,北及浦镇。举凡古代城廓官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宅第,无不遍览。在此基础之上,他着手编写《金陵古迹图考》,并在千余幅画片中,精选三百二十幅,另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图一考,相辅而行。研究金陵古迹者,得此丰富史料图片,受益颇深。接着又写成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元大都宫殿考》、《明清二代宫苑建置沿革考》、《北京宫阙图说》等专著。这些书,使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1951年9月22日,先生在南京大学任教时,南京市委派人来请,云:“刘伯承将军、陈毅将军欲一见朱先生。”约定翌日派车来接。原来刘将军在延安时读过《金陵古迹图考》,亟欲与之一谈。落座后,刘将军高兴地说:“昔日在延安读你书时,很想与作者一见。可那时我在解放区,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是后,刘、陈二将军约先生乘车赴清凉山绝顶望莫愁湖,观石头城。继又赴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及阮籍衣冠冢。下午又登紫金山,由谭墓而上,过第一峰凹处,北望六合、八卦州一带。不久刘、陈二将军又与他看了南唐二陵。一个人的著作能被人如此重视和赏识,确实是最大的幸福和鼓舞。
    解放后,朱先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准备把他的所有才智献给人民,他先后撰写出版了《南京的名胜古迹》、《苏州的名胜古迹》、《江浙海塘建筑史》、《大运河的变迁》,《中国运河史料选辑》、《郑成功明末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对侵略斗争史略》、《郑和》,小说《玄奘西游记》等作品。
    先生热爱古籍,所收藏的古籍中有不少是名贵史料与珍本。建国初期,曾两次向国家捐书。第一次,由柳亚子先生经办,将六大箱南明史料捐给北京图书馆。第二次是由郑振铎、王冶秋二位先生经办向北京图书馆捐书,其中《明抄本(水经注)》、《鸭江行部志》、《宋本(周礼)》都是海内孤本。后来,他又将他数万册藏书全部献给了国家。他的这种爱国举动,受到了政府的表彰。
    1955年,先生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他决心整理文化遗产,发掘江苏民间艺术,使之在新中国的文化上放出异彩,他决定在文物保护方面先做一番工作。第一件事拨款重修六朝陵墓石刻,工程进行得很顺利。栖霞山、甘家巷的萧秀、萧恢、萧憺、萧景墓,麒麟门外陵山之阳新发现的陈文帝陵,所有这些重点文物,都编入了文物保护单位,树立标志牌加以保护。
    正当这时,南京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那中外驰名的石头城古迹,被建设局拆毁了一大部份。先生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实地视察。只见石头山鬼脸以北,直到草场门,巳被拆去二里多路,形势全非昔比,看了着实令人心痛,南京广大人民看了觉得十分可惜。对这件事,先生很有意见,于是向南京市政府提出了批评。据说当时还打算拆除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华门(即明初建的聚主门,内外四重,上下二层,各七洞)。这时两旁城墙已经拆除,就要拆到城门。因朱先生提出异议。加上群众的反对,此举被阻止了 (当时省、市电台广播了他提出批评的文章)。可是,南京的城墙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仅仅保存了玄武湖西南面(已从太平门拆到覆舟山下,因舆论反对而中止)和中山门南北面几段而已。1957年,朱先生被错划右派,批评拆城墙一事,说成是借题发挥向党进攻。他在省文化局、市人代会等处受到了批评。是年10月14日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斗争大会上,又作了一次交待(本文作者是农工成员,当时也在座)。他谈到拆墙一事时说:“关于拆城墙我向政府提出批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请允许我保留意见。”此事已隔二十多年,一些老朋友谈起此事,非常感慨地说:“我们今天能见到中华门城门,朱先生却为大家受了罪呀!”
    朱先生一生中最后的十年岁月,因被错划右派而受屈遭贬,但他治学的严谨不苟,仍如当年。他仍旧努力写作,先后写出了《李白传》、《中国与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德国农民战争史》,可是这些都未能准许发表。1962年4月至7月,写了《明史通俗演义》1~37回,但1~20回在动乱之中已失散,21~37回在发还抄家物资时已归还,从永乐始,对郑和七次下西洋记载颇详,可独立成章。朱先生对金陵古迹的热爱,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也一如当年。在 1965年初冬,他利用工作余暇,跋涉于南京城郊,奔走于各古迹遗址。深夜灯下,绘制成《金陵古迹图》、《南京近郊名胜古迹图》、《明代宫城复原图》,写出论文《从一篇新发现的明人故宫记中研究明故宫的制度和建筑》。可惜,后来随着动乱的开始,他费尽心血绘制成的这三张古迹图及论文,都荡然无存。
    十年动乱,朱先生惨遭迫害,终于在1968年7月15日夜间含恨辞世。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八年后,“四人帮”终于受到人民的审判。朱先生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好友刘海粟先生在挽联中写道:“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经济文章照千秋。”这便是对朱先生一生的定评。(摘自《南京史志》1985年第2期)

 

[打印此页] [关闭窗口] [返回上一页]

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