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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国精神治史修志的柳亚子

日期:2017-07-15 浏览次数: 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王桂云
    当代著名诗人柳亚子,治史修志充满了忧国激情,为史志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柳亚子,以字行,初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有弃疾、亚庐等多种字号。江苏吴江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卒于1958年。光绪二十九年中举人。宣统元年与陈去病等创办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同章炳麟、邹容游,于上海入忧国学社,参加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以文学武器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任《天铎》、《民声》、《太平洋》等报主笔,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改组后,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通缉,逃往日本。抗日战争时,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等职。工于旧诗,尤长七言,所作诗词,歌哭无端,豪情奔放,有“今屈原”之称。著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柳亚子诗词选》、《怀旧集》、《南社纪略》等多种著作,对治南明史、地方文献和地方志征集、编纂尤为重视,并颇有建树。史学著作有《南明史纲初稿二稿》六卷三册、《南明后妃宗藩传》、《南明史料书目稿本》四册等。
    柳亚子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表现在他的书斋命名上也是如此。初为“磨剑室”,就是取意于唐朝诗人贾岛《剑客》一诗。抗日战争初期,柳亚子正在沦陷的上海,他杜门幽居,称自己的住所为“活埋庵”,自署曰“活埋庵主人”。后来去香港,住九龙,将“活埋庵”改名为“羿楼”,这是取自神话“后羿射日”的故事,意在坚决同日寇战斗到底。日寇据香港,柳亚子寓居桂林,更斋名为“更生斋”,因“时地既易,则亦无取旧名云尔。榜曰更生者,援中垒北江南海例也。”他就在这“羿楼”中,发起和起草了国民党四元老(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的通电,严斥蒋介石挑起“皖南事变”、策动内战、破坏抗日的阴谋。恼羞成怒的蒋介石竟将柳亚子开除国民党党籍。柳亚子针锋相对,也宣称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在“更生斋”里,正是1942年至1944年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撰写了《怀旧集》。集中收入22篇文章,大都是歌颂历史民族英雄,缅怀当代革命志士,间有斥责汉奸走狗败类。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毛泽东主席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旧政协会议。柳亚子与尹瘦石联合举行《柳诗尹画联展》,请毛泽东主席题字。他还亲临会场,应观众之请,讲解他的赠毛主席诗。并写信给吴稚晖,说他将参加政协,叫他转告“蒋皇帝”不得阻拦,否则他将施以报复手段。他的所作所为,轰动了整个重庆,周恩来总理当时曾亲自书赠“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十个大字给他。柳亚子在和毛主席《沁园春·雪》中,有“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之句。全国解放后,毛主席为他的住所题词为“上天下地之庐”。柳亚子为自己的斋室命名,明志的精神境界可见。
    对史志事业,柳亚子终生奋斗不渝。幼时,“即有志里中文献”,尤喜考求宋、明末代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民国六年(1917年)前后,收集其家乡吴江文献达六百五十余种,次年与薛凤昌发起组织松陵文献保存会,合编《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收录吴江人著作七百四十余种。同时,还整理辑刊地方文献多种。柳亚子可说是治南明史的专家,据所撰《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等篇里述及,有专著《南明史纲初稿二稿》六卷三册。是书柳氏自称:“我自己所写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南明史纲》,一部是《南明后妃宗藩传》。”
    当代明史专家谢国桢云:“亚子先生为南社巨子,奔走革命,垂数十年,尤长于诗。自抗战军兴以来,专治南明史乘,不畏权威势力,发扬民族气节,对于南明史料,搜求不遗余力。拟荟萃百家,撰为一书,先成南明史纲及是书,稿凡数易,其用力之勤,可以概见。所藏南明史乘及手稿,均置在香港,解放后幸得无恙,运至北京,今藏北京图书馆中,桢以寒假之暇,来京籀读,得以尽窥其奥,发现原稿中尚有南明人物志五册、杂传五册,盖即南明后妃宗藩传之底本也。”尤为可贵的是柳氏还留下两部工具书:一是《南明史料书目稿本》四册,是柳亚子为纂成南明史而作。先搜辑史料,凡有关于南明史事之书,有见必录,已成四册,多有世间罕见之书。谢国桢称柳书“足以补拙辑《晚明史籍考》之缺。”二是《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是书成于1943年3月。为一百二十种南明史料著作撰写了提要。内收黄宗羲的著作居多,共有十三种。
    对地方志编纂工作,柳亚子颇多建树。民国十八年(1929年)应聘为江苏省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二十一年(1932年)至二十六年(1937年)间,任上海通志馆长,主持《上海通志》之编纂。原拟《上海通志》分二十五编,共二百五十余万字,行文均用白话文,不准用古文。虽因日军侵华而中断,然在此期间,却完成不少修志工作任务。通志馆颁布了《上海通志馆征集史料启事》,出版了《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八期,以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至二十六(1937年)的《上海年鉴》,并亲自为《年鉴》校勘。为征集方志资料,他亲自与“天一阁”打交道,终于为上海抄录到失传已久的明(弘治)《上海县志》。同时,还积极支持通志馆同仁胡寄尘、徐蔚南等组织上海通社,编辑出版《上海研究资料》、《上海掌故丛书》等。《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内容甚广,包括上海市之历史沿革、政治、外交、租界、金融、社会事业、教育、学术团体、出版刊物诸项。《上海年鉴》除特载及大事概要外,有土地、人口、天时、气象、党务(国民党)、行政、司法、外交、军事、财政、租界、金融、教育、交通、工商业、农林、渔牧、学艺、宗教、社会事业、时事同志及名人录等,共二十余项。柳亚子撰《上海市(1935年)年鉴·叙》云:“上海市通志馆,实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料之首创者。”实为公允之评价。
    尤为可贵的是推出约有九十万宇的《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是书乃是三十年代初中期一个探索上海历史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的同人写作的叙述、考证、分析上海发展历史以及介绍上海地方容貌和各种事物情况的文章的汇编,对于上海的沿革、政治、外事、财政金融、实业、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古今名流以及气象、地质,无所不包,并载有一些历史图照,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明万历曹湖庙碑》、《清嘉庆百岁桥碑》、《小刀会日月钱》、《伊尔底斯纪念碑》、《工部局书信馆邮票》、《龙华寺藏经》、《洋泾浜》、《江海关关署》、《南京路》、《道契》、《德国总会》、《城隍庙九曲桥》、《潘恩像》、《陆深像及其手迹》、《王韬像》等。是书有些篇章涉及帝国主义侵略、租界形成与扩张的,其立场、观点是很鲜明的,根据充分的史实,抓住问题的核心,作出细节的叙述,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狼子野心,鬼蜮伎俩。这对于我们回顾历史上受欺凌践踏的痛苦时代,认识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激发爱国主义的精神,振奋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心,无疑是很有益处的。因此,是书作为上海一部“小地方志”来使用的呼声日高,于是得到上海中华书局的支持,在1936年5月出版了本书的正集(收录了1935年以前发表的文章),前载柳公亲笔书写的序文四页;接着又于1939年8月出版续集(收录了1937年初以前发表的文章)。是书的作者“上海通社”,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艺组合体,它实际上是当时编修《上海市通志》的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在志馆馆长柳亚子先生鼓励、支持之下成立的一个开发上海历史研究的业余组织。他们将全部精力扑在上海历史研究事业的总目标上,形成一股“上海通,通上海”的弄清楚上海历史与现状的热潮。正如柳亚子在是书序言中所说的,“讲句老实话,上海通社和市通志馆的关系,正是孪生的姊妹呢。”还说:“《上海研究资料》表示了上海通社的成绩,同时也表示了市通志馆的成绩,我们是应该何等的欣喜呀!”并告诉读者:“我希望读者诸君欣赏我们的成绩,尤其希望读者诸君能够了解我们穷干苦干实干的精神!”直到抗日战争的艰苦日子里,柳亚子先生仍念念不忘修志事业,以未成志书为憾事。1942年11月4日于桂林撰《怀念胡道静兄》的文章中,还在回顾修志工作的成绩:“上海市通志馆创办在‘一二八’以后,却停顿于‘八一三’抗战之役。淞沪沦陷以后,自然大家都星散了。通志还没有办成功,积稿累累,道静的成就最多,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四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两本《上海研究资料》;中间执笔的,在质在量,道静也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足见柳先生对修志事业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呀!(摘自《南京史志》1995年第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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