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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作霖逝世一百周年专题】金陵一代地方文献学家陈作霖
责任编辑:李琳琳  文章来源:编研处  发布时间:2020-07-14 11:13  阅读次数: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作者:马振犊



陈作霖(1837~1920),字雨生,号伯雨,晚年又号可园老人,是清末民初我国东南地区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志学家,亦是南京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学者。


(一)


清道光十七年(1837)四月十四日,陈作霖出生于南京城南红土桥本宅中。陈氏家族历代以诗书传家,先祖由河南颍川迁居南京,传至陈作霖这一辈已七世。幼时的陈作霖聪慧过人,4岁起开始接受旧式儒学启蒙教育。识字读书过目不忘,深得先生长辈嘉许,被誉为“秀才种子”。

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炮舰驶入长江,以坚船利炮迫使闭关自大的清王朝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历史由此开始了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一巨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创伤亦对陈作霖的成长道路产生了直接影响,使他在尚未彻底摆脱封建时代旧知识分子立场局限的同时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成为一位开明的、主张自强救国的爱国主义者。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作霖13岁,开始随父亲入斗门桥严宅读书。在父亲着意栽培带领之下,他踏遍南京城四周风景名胜,每到一地详记其自然风貌、历史掌故,从中汲取文学历史知识。父亲又带他参加一些文人间交往活动,“每有文宴必携予往”。这种游学交织的生活使他自幼培养出广泛的治学兴趣,为后来从事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至南京城下,“二十八日,贼前锋至,城门堵闭”,“自是举家遂在围城中”。在这种战乱危急形势下,“二十九日,元配席氏来归”,与17岁的陈作霖“草草成礼”。其后第十天,二月初十日,“江宁城陷”。

从南京失守到化装潜逃出城,陈作霖在太平天国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20天,亲身感受到了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变。他开始时对太平军不太了解,无认识,但能如实记录其说教、言行,最后由于实在无法接受这场农民革命及其“拜上帝教”的理论,无法忍受太平天国统治下拆散家庭、扫荡儒学的生活,加上他本人因躲避劳役而被太平军士兵砍伤头部,是年六月初九(7月14日),逃出“天京”,避往江淮乡间。七月末,其妻席氏“病没”。是时其祖居(安品街20号)已被太平军占为天朝的一所小王府。

咸丰七年(1857),全家徙盱眙,卜居黄家牌;咸丰八年,至宝应,僦碾屋数间,始定居。后在宝应叶春帆家设塾课徒,凡三年,贫甚,家常日食杂以豆粥。咸丰九年九月十一日,续娶赵氏为妻,“是科江南借浙闱举行乡试,予以祖母病不赴”。同年九月十二日,“祖母李太宜人疾终于乡寓”。 同治元年(1862),其父陈元恒入镇江城防营从军,陈作霖应镇江弹压局之聘,任记室。同治二年,全家移居沙头圩,住东码头。同治三年五月,东码头弹压局撤,复应凯胜营邓参戎之聘至丹阳。六月十六日,湘军克金陵,镇江城防营次第遣散。八月,应叶虚谷明府厘局之聘,陈作霖至姜堰厘局。十月,从姜堰厘局返回南京城,参加乡试,“一路荒营废垒,满目凄凉”。



同治四年(1865),陈作霖遂复归钟山书院肄业,结识了通州姜璜溪(渭)、扬州刘恭甫(寿曾)以及同乡秦伯虞(际唐)、陈耘芬(兆熙)、何善伯(延庆)等同窗学友,以《鸡窠中小儿赋》一文见赏于书院山长李小湖(联琇),拔置第二。是年,科试取一等四名,得食廩饩(即享受官府膳食津贴)。次年三月,又肄业于惜阴书院,并应仓巷叶宝树之请,担任其子家庭教师,长达6年。叶家藏书颇丰,陈作霖得以恣意涉猎。同治七年,陈作霖得入“致吾知斋”随汪梅村(士铎)先生学习古文,并与崔琴友(澄)、汪仲伊(宗沂)、朱仲我(孔彰)等人同学。同治九年参加乡试报罢,始有著述之志。其间,他参加了金陵官书局校勘、刊刻经史书籍的工作,得以进一步“博览群籍”,丰富学识。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初七,陈作霖与刘寿曾、秦际唐、朱绍颐等好友,取“七人共挑人日菜”之意,集会于莫愁湖水榭,首创“挑菜会”。自此,挑菜会每年一次,参加的人数不固定,为当时南京文学青年以文会友的一种重要形式。次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又应江宁府学教授赵彦修之约,与唐仁寿、刘寿曾等人于飞霞阁(今朝天宫后)借白居易生日作文会。

同治十三年(1874),两江总督及江宁府、县当局再议金陵政局善后工作。陈作霖上书《整顿金陵善后事宜议》一文,提出“维风俗,兴水利,修志乘,惩刁滑”四事。他认为:“江宁府志自嘉庆至今,久未续修,其间文献阙略,及今修之,犹有一二耆宿闻见可征,……若于本府七属开设志局,延德望素著者为总纂,遴选学校中知名之士襄其事,庶一方掌故不至湮没无传。”而“修志乘”之意义亦不仅在于书其历史,更重要者在于“耸民听”,可以起到“激顽起懦”之效果。这番建议受到当政者赏识,上元知县莫善徵、江宁知县甘绍盘即于同年在南京金沙井开设志局,开修《上江两县志》,以学儒汪士铎为总纂,陈作霖、秦际唐、刘寿曾等八人为分修,历经十月而告成,其中陈作霖所修《大事考》及刘寿曾之《艺文志》得到了总纂的赞扬。除了《大事考》外,陈作霖还完成了《兵制考》及“三传”的《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等三传。这次参与官修志书,为其日后撰写大部头学术著作,积累了经验,影响颇大。

在这一时期前后,陈作霖开始撰写生平两大代表性著作之一的《金陵通纪》,该书后于光绪三年(1877)辑成前10卷,光绪六年全书14卷脱稿,光绪三十三年刻印而成。


(二)


陈作霖之父陈葆常先生曾对南京文献资料之搜集,做了大量工作,“上采六朝,下稽明史,旁及诸名家之记载,以至碑版文字,凡有关于乡邦掌故者,皆刺取之”,这为陈作霖写作金陵史书提供了丰实的史料。

《金陵通纪》是陈作霖记录南京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上自先秦下迄清代,时越千年,博采历代地方文献,详载金陵舆地沿革、典章制度及重大事件,突出南京地方特点,作了概要性叙述。然凡建都南京各朝代“建储立后、下逮百职、国政朝章”等等,他都以为不属于南京地方志范畴,因而“非系地舆,不轻泚笔”。这一特点纠正了唐朝许嵩《建康实录》体例不精当,“不专建康”的弊病。当时著名学者汪士铎在为之书序时,曾誉此书为“不浮誉、不隐恶”之作,“详载郡中丰歉忧乐之由,寇乱时诸军屯戍之地,措置先后得失之机,后世可奉为鉴戒”。陈作霖之友张士珩亦曾赞誉该书说:“详因革损害之故,著治乱兴衰之迹,非徒文献之存,抑以鉴戒所系。至搜葺详雅,赡而不秽,叙述简要,直而不俚,洵乃惬心贵当,堪称极笔。”

光绪元年(1875),是陈作霖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秋闱中式第八名”。而后,南乾道桥(今安品街20号)新修宅落成,移家居之。利用宅后隙地筑“可园”而居之,读书著述于其间。园中原有楹室三间,题额为“征文考献之室”,后因园内丽春花(虞美人)竞放,又称之为“瑞花馆”。可园地虽不及一亩,亦无亭台之胜,然因陈作霖之声名远播,四方学者多来此访问,于是可园与清凉山“薛庐”、张士珩的“竹居楼”、陈三立的“散园精舍”等齐名而同为南京之名园,历时四十年而不衰。




此后,陈作霖于光绪二年(1876)、三年、六年3次赴北京应礼部会试,均榜上无名,遂绝仕进之心,专心从事教育工作,并致力于史志撰述事业。

光绪四年(1878),陈作霖开始着手一生中最大一部南京地方人物传记《金陵通传》的编纂工作。同治九年(1870),他在撰写《通纪》时已萌发了要撰写一部古今南京人物传记的志愿,并开始积累资料。除《二十四史》与许嵩《建康实录》、路鸿休《帝里明代人文略》、朱绪曾《诗汇姓氏录》等著作外,他还广泛甄录府县诸志、大家谱牒以及稗官小说笔记中的有关资料。同治十三年以后,陈作霖利用参加官修《上江两县志》之机会,进一步搜集素材,为编撰《金陵通传》作准备。光绪六年,又入江宁府志局任分纂,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编撰地方志人物传的体例标准,并在《通传》实践中加以贯彻,使得《金陵通传》成为陈作霖一部高质量的代表作。

《金陵通传》全书凡45卷,内容起自成周,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共50万言,所作各传不列子目,按年代顺序排列,以为纵系,各人各事又从其类以为横系,以家族谱牒为中心,合诸小传为一大传,使上下二千年间金陵土属可传之三千余人物集于一书,故称为《通传》。该书之体例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发展创新。其中新意体现于:一是采用世传体写法,合一家族立传者为一传,继承发扬了《史记》中世传体特色,使金陵地区六朝世裔、文化世家特色得以体现。当时据统计,沿袭五世以上的金陵文化世家就有梅曾亮、邓廷桢、甘福、陈作霖、朱绪曾、夏塽、司马钟等家族。这些文化世家之各名人传记,因采用世传体方式在《通传》中得以“详叙始末、昭穆了然”,且“事有相联、人有相友、左萦右拂,各以类从”,“一至之行,卓然可传,则割归本类,其无多事迹者,悉附家传”。克服了旧志中分散列传祖孙父子昭穆次序不清,甚至颠倒之弊。二是采用合传体手法,把历史人物归入各类而事迹相近者合为一卷,分别各类,以便把握其共性,以利于撰述、阅读与研究,使读者对于政治、文学、科技各方面发展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对旧志体例是一大突破。三是严格而科学的写作态度。陈作霖在编撰《金陵通传》时以极其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入传人物之遴选。他认为“金陵山水之乡,名贤多爱而居之”,但“是卷不载寓贤,必定居再世生长斯土者,始为甄入,至自郡他徙者亦俟其子孙去本籍始不载”。即在《通传》入选人物中严格注意其籍贯,而在金陵本籍人士中又注重“布衣”,不以地位官职作为取舍标准,而以其人事迹成就为甄选依据。他表明收载历史人物的原则是“略于达官而详于士庶”,甚至包括了出身寒微的劳动人民,如做烧饼的工人等等。

《金陵通传》编撰工作前后历时30年始告成。其后,陈作霖又作《金陵通传补遗》4卷,于光绪三十年(1904)合刊付梓。这部巨著问世后受到广泛好评,与《金陵通纪》合称为陈作霖两大传世之作,而《通传》更为人重,何允恕先生曾誉之为“自陈氏《南畿志》、路氏《帝里明代人文略》后三百年无此作也”。宣统二年(1910)《通传》传入欧洲,享誉海外。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推崇其为清代地方志中善作之一。


(三)


陈作霖先生还进行了大量金陵地方志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其中较重要者是《金陵琐志五种》(《运渎桥道小志》《凤麓小志》《东城志略》《金陵物产风土志》《南朝佛寺志》),历经实地考察访问,而后对照文献资料,一一落实编成。

在独立从事金陵史料辑纂工作的同时,陈作霖继续参加官修地方志编纂工作。以同治十三年(1874)参加《上江两县志》为始,陈作霖承担了“两考”“三传”的撰写任务。光绪六年(1880),他受江宁知府蒋启勋之聘,出任《续纂江宁府志》分纂,在汪梅村先生主持下,负责《军志》《先正传》《孝友传》《仕绩传》。在其人物传写作过程中,采用了他自己创造的新体例,因而使其作品颇具特色。这两部志书,在南京地方志撰修史上成为承上启下的代表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光绪二十七年(1901),陈作霖又被编译官书局聘为分纂,“纂成《孝弟图说》(一百条)、《礼经初编》(2册)、《江宁地形考》(1册)、《江宁先正言行录》(4卷)、《格言类证》(4卷)、选《古文初编》(4卷)”等。

宣统二年(1910),已届古稀之年的陈作霖,除刊刻《上元江宁乡土合志》(6卷)外,又再次受聘出任江苏通志局总校兼分纂,完成了《江苏兵事纪略》与《古迹志》(10卷)、《先贤传》(11卷)、《烈女传》(1卷)、《杂人传》(1卷)的撰写。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编纂工作暂停,而陈作霖的作品遂成为《江苏通志稿》中除缪荃孙《江苏金石志》外唯一的完工之作。1920年,陈作霖被公推为续纂《同治上江两县志》总纂,直至逝世。

陈作霖一生致力于乡邦地志之撰述,真可谓鞠躬尽瘁。陈三立先生曾在《江宁陈先生墓志铭》中写到:“凡省府县志局、书院、学堂、官书局、官报局、图书馆之属,先生皆互董其役终其身,亦因以著书百数十卷,跻为通儒。”此非溢美之词。

除此而外,陈作霖在其后半生中还编撰整理刊印了大量有关南京地方史文献资料及其研究著作,其中如:光绪十三年(1887),参与编成《金陵诗征》,二十年又成《金陵续诗征》;光绪二十二年,与秦际唐校刊《国朝金陵文征》,次年又编《国朝金陵词征》;光绪二十四年,编成《养和轩随笔》;光绪二十六年,陈作霖整理已故学者孙文川所辑《金陵六朝古寺考》,改名为《南朝佛寺志》,共录226寺,又与秦际唐校刊《金陵词选》;光绪三十三年,始刊刻《可园文存》一书,宣统元年(1909)完成;光绪三十四年,撰成《金陵物产风土志》,保存了近代南京土特产、民情饮食文化之稀见史料;宣统元年,“续刻《物产志》《六朝梵刹志》及《诗存》”;宣统三年,刊刻《炳烛里谈》一书,为记载研究南京民俗之专著; 1913年,编辑《历代遗民传》; 1919年,刊成《寿藻堂诗集》《续金陵通传》; 1920年,在辞世前刊印《可园诗话》。

陈作霖继承发扬了乾嘉学派精耕细作的治学传统,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史论结合,寓论于史,考释相间,以“不苟同、不立异、剖析可否,斟酌时宜,必求久无弊而后止”为治学原则,致力于地方志的纂修和地方史的著述,对南京地方史志事业贡献巨大。先生“以一身系金陵文献者数十年”,而“岿然负东南文望”,为后世所敬仰。


(四)


陈作霖自摒弃科考之途后,一方面将主要精力致用于修史治学,另一方面亦积极从事教育事业,数十年间培育了大批学生。除了受聘在各官宦人家私塾教书外,亦曾任崇文经塾教习、奎光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地方官府为了响应慈禧的“变法上谕”,作出姿态,下令“废钟山、文正、惜阴、奎光四书院,罢八股诗赋”,在“城中设立省府县三学堂”,但仍以“策试四书经义策论”为主要任务。陈作霖“奉(江宁)府尊照会,延为县学堂正教习”,并于光绪三十一年改称为“堂长”,同年又出任由“崇文经塾”改建的“崇粹学堂”堂长。至光绪三十四年辞去县学堂长职,改充名誉堂长。

陈作霖经常与南京的文人在一起饮酒赋诗,大概在光绪六年(1880)左右,与秦际唐、朱绍颐、何延庆、顾云、邓嘉缉、蒋师辙等人结成“石城七子”诗社,号称“石城七子”,共同从事诗的创作及研究(七人都留有诗集)。他们继承袁枚、魏源之所长,形成了“南京诗派”的独特创作风格,抵制了“同光体”复古僻拗的文风对南京的影响。光绪二十四年冬天,他又与司马晴江、周柳潭、秦际唐、郑叔龙等作“五老消寒会”。后来,参加消寒会的不限于五人,如当时在南京的缪荃孙也常参与这一活动。清末,政局动荡,灾祸频仍,米价奇贵,人民深受其苦,对此痛心疾首,与秦际唐等常常奔走于官府,为民众请命,并组织了救生局、平粜局等开展公益事业。

宣统三年(1911),陈作霖75岁。为庆祝他“入学六十年,同学禀请李梅庵(瑞清)学使,蒙赠以‘芹藻长春’匾额”,这是学术界对陈作霖一生学术成就的嘉奖。

是年八月,“革命党起义于湖北武昌,远近皆响应。十月联军攻江宁,总督以下皆弃城走,金陵遂归民国焉”。“自此以后,予所办图书馆、通志局、崇粹学堂皆罢。目力渐昏,可以闭户养疴矣。”1913年,“六月,黄兴率革命党独立,半月消去。七月,何海鸣又独立。八月,张勋以北军入城大掠,详载后《癸丑所见录》”。

此时陈作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对辛亥革命表示理解与同情,所以称之为“起义”,“金陵遂归民国”;另一方面,又因长期的封建思想影响,而对清王朝的覆灭,心中总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并由此认为自己一生所致力的史志文化事业将从此结束了,加上年事已高,对世事已生厌倦。

1919年,83岁的陈作霖“受京师晚晴簃诗社之聘”,1920年被“公推为续纂《同治上江两县志》总纂”一职,携子治学。这是陈作霖最后一次参加学术活动。1920年3月13日,金陵一代史学文学大师陈作霖先生病逝于南京,终年84岁。治丧期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来褒词、挽联。林纾、陈三立、张謇等100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纷纷敬致挽联及谏辞序铭,以示崇敬。陈三立先生为其撰写《江宁陈先生墓志铭》,对陈作霖一生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7年5月,当陈作霖百岁纪念之时,其弟子及在宁文人学者私谥其为“孝通先生”,表示对先生的敬仰。


(作者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

(本文选自《南京史志》202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