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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作霖逝世一百周年专题】陈作霖:不仕不隐,经世济民
责任编辑:李琳琳  文章来源:编研处  发布时间:2020-07-15 11:21  阅读次数: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作者:陈颐



先高祖陈作霖先生,字雨生,晚号“可园老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逝于1920年。老人的一生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列强入侵、辛亥革命这些导致深刻社会变迁的重大事件。时代改变了老人的人生轨迹,使其一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特征鲜明的阶段。前半生,道光十七年至光绪六年(1880),概括为“科考仕途的曲折历程”。后半生,光绪六年至1920年逝世,概括为“史志学家的奋斗之路”。贯穿和连接这两个“半生”的则是他的“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


科考仕途的曲折历程


“科考仕途”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通过寒窗苦读,考取功名,获得为官从政资格或较高社会地位,进而施展人生抱负,经世济民,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依靠俸禄过上较体面生活的为国家社会所认可的“体制内”制度安排。社会现实和陈氏家族传统,注定了陈作霖先生在其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十分自然也毫不犹豫地走上科考仕途的道路。

陈作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但是他的“科考仕途”却充满曲折。陈作霖十五岁成为县学生员,一个月后即有乡试,但“祖母怜予年幼,不令赴”。咸丰二年(1852),陈作霖十六岁,二月入钟山书院学习,“八月乡试仍未赴”。谁料想不到一年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太平军即攻占江宁(今南京),在家中和亲友家东躲西藏120天后,陈作霖随父母全家逃离南京,开始在江淮间长达十一年的避乱漂泊生活。这么长时间的耽搁,是陈作霖科考仕途所遭遇的第一次大挫折。

同治三年(1864)清军克复南京,当年十一月就有乡试。陈作霖自姜堰回里参加了乡试,但未中,这似可以归因于十一年避乱所致的学业荒疏。同治四年二月陈作霖回南京居住生活,再入钟山书院学习。次年三月,开始在惜阴书院学习。当年四月起,陈作霖“馆叶宅六年。塾中多藏书,恣意涉猎”。书院学习和塾中读书,使陈作霖学问增进,几年间历次岁试、科试他都名列前茅。但是他的乡试(考举人)考运却似乎不佳。同治六年八月,陈作霖和父亲陈元恒一道参加乡试,结果陈元恒考中举人,陈作霖又“报罢”。同治九年,再次乡试失利。停了几年后,光绪元年(1875),已经三十九岁的陈作霖终于以第八名考中举人。中举使陈作霖有了考进士的资格,却没料到,中举却又是他科考仕途的终点。

光绪二年(1876)、三年、六年,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报罢”。其时陈作霖已四十四岁。早在十年前,陈作霖三十四岁时,当年因参加乡试失利,他就“始有著述之志”。现在他终于放弃继续科考的想法。这是陈作霖“科考仕途”的第二次大挫折,也从此开始了他的后半生。还须指出的是,未能在会试中考中进士,可能是陈作霖的终生遗憾。但是,也正是前四十年的寒窗苦读,为他后四十年的地方史志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知识和能力的基础。


“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


陈作霖的读书科考,当然不能排除有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动机,但并非仅仅如此。有理由认为,他也是为了获取功名,获得为官从政资格,进而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虽然目前尚未发现陈作霖直抒其理想抱负的著述,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其概貌。

其一,陈作霖的经世济民理想抱负,首先是要做官,并且是做一名“好官”“能官”。这其实是陈氏家族几代人口口相传的家风。陈作霖的曾祖和祖父“著述向皆有稿”,可惜在太平天国战乱中“零落殆尽”。乱后子孙遍加搜访,仅得寥寥数篇。其中一篇是当年在京中任内阁中书的祖父陈维垣写给在山西任知县的叔祖陈维屏的信。信中写道:“文七兄来,询悉吾弟一切。据云:官声甚好,唯缺分清苦,一时难以调动,因历俸未满三年。此亦成例使然。吾弟于审案诸事既渐知阅历,民情虽刁健仍当平心化之,推心待之,断不可任性使气。非惟易滋物议,亦恐难慊己之心也。总之做官者心地要慈祥,办事亦须采听人言,断以己见。不因人言而激忿,更不因人言而迷惑。所谓精明浑厚俱不可少。尤贵有涵容之量,忍耐之见,使人有余地以处,自不致激成事端耳。”这封信中陈维垣赞许其弟“官声甚好”,勉励其弟淡俸禄,重履责,爱子民,友同仁,体现了他的经世济民的理念。陈作霖将此信收入他所编纂的《金陵陈氏谱略》,亦反映出他认同祖父的“好官”标准和为官之道。家风传承对陈作霖的经世济民理想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其二,陈作霖“好官”“能官”的理念集中体现在他对胞弟陈作仪的影响。陈作霖长其弟陈作仪(字凤生)十九岁。因此“(自陈作仪)就傅之始,先严慈命予课之”。陈作仪在其考中举人和考中进士的试卷中,“庭训-受业师”一栏均仅填“胞兄雨生夫子作霖”一人。可见陈作霖于陈作仪是亦兄亦师。陈作霖不仅悉心教授陈作仪知识学问和治学之道,更在陈作仪身上寄托他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光绪十五年(1889),陈作霖已放弃科考。表弟自外地带回祖父和叔祖当年试卷,陈作霖在扉页上写道:“霖以侍亲家居,懒不上计。绳其祖武,亦惟望之仪弟。”陈作仪果于次年考中进士。光绪十八年,陈作霖之父陈元恒逝世。陈作仪“养亲事毕,檄赴湖南原省(任新宁知县)”。陈作霖“执手与别曰:先大夫尝言,知县不易为,造福造孽皆由一念基之。况今新政繁兴,苟能于有益民生之事,急为率作。公家税敛则去其太甚,保养一方之元气,庶可以无愧此心乎!凤生亦以为然”。(《可园文存》卷五)陈作霖的殷殷嘱咐,实际上是明确表达了他对知县这一职位职责、作为、担当的看法,也是希望其弟践行他的理想抱负。陈作仪不负所望,“莅新宁五年,衙以内事,弟妇主之,缝紝饎爨,勤俭一如未仕时。而凤生日坐堂皇,清理积讼。片言剖断,两造无不翕服者。其所因革,则开学堂以教新进,留书院以惠老儒,疏彝水以利农田,创艺厂以兴工作。四民乐业,边鄙无惊”。“闻其去新宁时,饯送者十里不绝,爆竹之声震耳欲聋。民情之爱戴可知也!”(《可园文存》卷五)。陈作霖笔下的陈作仪,正是他心目中的清官、能官经世济民的典范,令他十分欣慰和骄傲!陈作霖继续写道:“凤生因语予曰:予待罪新宁,兢兢自守,幸无陨越以贻先人羞。欲谋所以荣吾亲者,唯有邀蕈恩之典,……貤封吾兄,聊报教育之德而尽此心也!”(《可园文存》卷五)联系上下文来看,陈作仪眼中兄长的“教育之德”,当然包括兄长“为官之道”“为官之责”的教诲之德。可以说,陈作仪功成报德之言,表明陈作霖经世济民理想抱负的完美实现。

其三,陈作霖对曾国藩十分崇拜。曾国藩是晚清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中兴名臣”。虽然我们应当否定和批判湘军攻破天京后血腥屠城的“曾剃头”,但是也应当实事求是肯定曾国藩治军平乱改革中兴乃至治学治家的功绩和成就。应当认为,陈作霖也是这样看的。陈作霖在他光绪元年(1875)考中举人的试卷中,“庭训-受知师”一栏中,第一位填的是在他十五岁时巡按江宁将他“提堂面试,补县学生员第八名”的青墨卿;第二位填的是同治四年按临岁试取陈作霖一等十二名的宜春宇(时任学使),第三位填的就是“曾涤生夫子谥文正”。笔者一时尚查找不到陈作霖与曾国藩具体交集的资料。但据相关记载,钟山书院在太平天国时期停办,同治三年(1864)清军克复南京城后由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重建。另据《可园备忘录》,陈作霖恰在次年再入钟山书院学习。很有可能曾国藩曾在书院给陈作霖等学生讲过学,尊曾为受知师是说得过去的。无论他们的交集怎样,不能认为陈作霖认曾国藩为“受知师”属“攀附”。因为陈作霖光绪元年参加乡试时,曾国藩已去世三年。陈作霖此举应当视作他对曾国藩的尊敬和崇拜。可以佐证的是,在《可园文存》卷八中,载有陈作霖所著《金陵新建曾文正公祠碑》和《莫愁湖新建曾公阁记》。这两篇文章系统叙述了曾国藩的功绩,对曾国藩歌功颂德。很显然,在陈作霖看来,曾国藩就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立下不世之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是他对之“执弟子礼”的导师和楷模,是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经世济民的最高境界。

其四,陈作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文人,相反他十分关心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变迁,形成许多促进变革进步的独到思考。这正是胸怀“经世济民”理想抱负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素质和能力。在《可园文存》卷一中,有陈作霖撰写的两篇“对文”:《中国学西商之弊对》和《中国学西商之要对》。在《中国学西商之弊对》中,陈作霖先自我设问:“西国之商务愈办而愈富,中国之商务愈办而愈贫,其故安在?”接着他一针见血指出其根本原因:“无实心也。盖浮慕西商之名而中国之伎俩未变;阳袭西商之貌而中国之习气仍存。利不可得,弊且日滋,财安得而不耗哉!”然后他从集股份、购机器、受官制、招群妒四个方面分析了国人学西方商务存在的弊端和缺陷。在《中国学西商之要对》中,陈作霖也是先自我设问:“然则西商遂不可学乎?”陈作霖回答说:“非也!不必慕者,西商之名,而西人之实则宜学;不必袭者,西商之貌,而西商之术则宜学。”那么,怎样正确地学西商呢?“其要安在”?陈作霖答道:“货必尽美也,行必经久也,期约必坚也,工资必厚也。”他进而对这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两篇对文,行文虽未脱八股之气,分析亦未必全面,但在差不多140年前,能对洋务运动背景下中国学西方过程中的弊端及对策提出即使今天来看也很深刻的见解,实属难能可贵!没有“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不可能对工商业作如此深入的“跨界”观察和思考!值得指出的是,陈作霖对现实社会治理及南京地方建设中的“对策性”的文章还不止这两篇。仅在《可园文存》卷四中就有《整顿金陵善后事宜议》《续开朱家山河工议》《十庙祀典议》《后湖不可通江议》《拟移建文宗阁于钟山侧议》等五篇。还有不少则散见其他文章和《可园备忘录》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陈作霖在《可园文存》的扉页有其自撰的《雨叟自赞》:“不仕不隐,亦老亦耆。无益人世,自全天倪。郭泰在汉,王通在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不仕不隐”四字,充分反映出老人虽不为官,但仍然关心社会运行,积极参与治理的心态。

毋庸讳言,陈作霖所处的晚清时期,是清王朝腐败已深,大厦将倾的年代。陈作霖肯定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可能从未想过可以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的问题。因此,政治上他是保守的。这是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时代局限。但是,他的“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是真实的,抱持一生的。从他对向西方学习,对民族工商业,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看,他应当是属于“洋务派”或“维新派”阵营的。而他的“经世济民”理想抱负更成为他后半生倾心倾力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思想动力。


史志学家的奋斗之路


如前所述,早在同治九年(1870),陈作霖三十四岁时,因参加乡试失利,他就“始有(地方史志和文献)著述之志”。虽然他在光绪元年(1875)乡试中考中第八名举人,但到光绪六年,在参加三次会试均“报罢”后,他终于决心放弃科考,由此进入他的人生的“后半生”,即长达四十年的“史志学家的奋斗之路”。这是陈作霖先生成功、成就、成名的四十年,对家乡、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四十年。



陈作霖先生从事地方史志事业体现了他的“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陈作霖选择后半生以地方史志为方向,固然有家学渊源,文史功底扎实,家族(其父陈元恒)和自身积累丰厚的原因,但不可忽视地方史志的著述符合他一直秉持的“经世济民”理想抱负。《可园文存》卷四有他撰于1873年的《整顿金陵善后事宜议》一文。这是在1864年清军克复金陵近十年,曾国藩当年所定“招流亡,严保甲,兴学校,劝农桑,奖忠义,崇祠庙,葺城郭,恤孤贫,饬武备,修廨宇者皆已次第举行”之后,陈作霖写给金陵行政当局的“施政建议书”。陈作霖这份建议是认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今天形势已不同于十年前,整顿之策要体现阶段特征。“方兵戈之甫定,所筹划者将以御一时之患,其虑宜周;及抚绥之既安,所筹划者将以兴百年之利,其虑宜远。譬诸医之治病,先以药石攻伐之,愈则以鬻糜调养之,元气稍壮则更以参茸培补之,俾复于强健而后止。以今日事势论之,正当培补之秋也。”因此他从“兴百年之利”的眼光提出“关系金陵尤大者四事”作为建议:一曰维风俗,二曰兴水利,三曰修志乘,四曰惩刁滑。“凡此四者,维风俗以正民心,兴水利以防民疾,修志乘以耸民听,惩刁滑以去民蠹,非皆今日之急务乎?若夫小小兴作,无关大局,虽亦在善后之列,均不敢滥有所陈云。”关于“修志乘”,陈作霖的具体建议是:“江宁府志自嘉庆至今久未续修。其间文献阙略,及今修之,犹有一二耆宿闻见可征。况中更变乱,忠义节烈之事可泣可歌,尤足以激顽起懦。若于本府七属开设志局,延德望素著者为总纂,遴选学校中知名人士襄其事,庶一方掌故不至淹没无传,亦表扬之一端也。”很显然,陈作霖把地方史志事业对社会运行和建设的功能及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把从事地方史志事业作为与科考从政同样重要的实现“经世济民”理想抱负的途径。

陈作霖先生深度参与了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1920年四十六年间南京地方史志的历次“官修”。根据《可园备忘录》的记载,有以下五次:第一次,同治十三年,上元江宁两县合修县志。“莫善征(祥芝),甘愚亭(绍盘)两明府设局于金沙井,聘汪梅村为总纂”,陈作霖等七人为分修,凡十月告成。第二次,光绪六年(1880),江宁府志开局。“蒋太尊(启勋)主之,仍聘汪梅村为总纂”,陈作霖等十二人为分纂,凡十月告成。第三次,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江苏开设“编译官书局”(“江苏通志局”前身)陈作霖担任分纂。次年十二月辞去。第四次,宣统二年(1910),江苏改“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陈作霖任总校兼分纂。第五次,1918年,“冯煦延老人为江苏省通志馆总纂”(参考陈鸣钟《南京近代学者陈作霖》,《文教资料简报》总第135期,1983年3月)。1920年,陈作霖逝世之年,续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公推陈作霖为总纂,其子陈诒绂任分纂。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时期地方史志修志时所设的“局”,并非像现在作为“事业单位”常设的,而是修完即撤。因此,陈作霖的后半生还广泛参与了清政府推行“新政”后南京地区各项教育文化事业。废书院,设学堂,编译教科书,南北洋设官报局,筹建图书馆等都是“新政”中的主要措施。教育方面,陈作霖在“新政”以前即先后担任奎光、尊经等书院主讲。1901年清政府颁布各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的诏令,陈作霖先后任元宁两县高等小学堂总教习,两江学务处参议,崇粹学堂堂长。陈作霖还曾担任过南洋官报局总纂和江南图书馆典籍(司书官)。这些工作与地方史志研究是相通的。著名学者陈三立先生在《江宁陈先生墓志铭》写道:“凡省、府、县志局,书院,学堂,官书局,官报局,图书馆之属,先生皆互董其役终其身,因以著书百数十卷,跻为通儒”,高度概括和评价了陈作霖对近代南京地方史志事业和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

陈作霖先生留下了一系列南京地方史志的传世著述和十分宝贵的地方文献。从同治十三年(1874)至1920年的四十六年间,陈作霖倾心倾力于南京地方史志的编撰著述和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辛勤耕耘,著作等身。现将他的著作加以分类并简介如下:

——南京地方史志著作。主要是《金陵通纪》《金陵通传》《金陵琐志五种》及《江苏兵备志》《炳烛里谈》。陈作霖在官修的《上江两县志》《江宁府志》《江苏通志》中撰写的专题志传,包括《上江两县志》中的《兵制》《大事》《名宦》《乡贤》《忠义孝悌》等凡五篇;《江宁府志》中的《军制》《先正传》《孝友传》《仕绩传》;担任“编译官书局”分纂和江苏通志局总校兼编纂期间,所撰《江宁地形考》《江宁先正言行录》《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古迹志》《先贤传》《烈女传》《杂人传》等。

——陈作霖编辑和与人合作编辑的南京散文诗词作品集。光绪十一年(1885)起,陈作霖与冯煦、张士珩、甘元焕、秦际唐等志同道合者发起出版朱绪曾所辑的《金陵诗征》一书,穷二年之力,是书刊就。光绪二十三年,陈作霖又与甘元焕、秦际唐、周嘉模等人辑成《国朝金陵文钞》并付梓,该书收录二百余作者的五百多篇文章,凡十六卷。此后,陈作霖又辑成《国朝金陵词钞》,秦际唐为序。

——陈作霖家族史料。陈作霖生前致力于家史资料搜集与纂述。现在存留于世的有以下几种:《可园备忘录》,陈作霖编年体自传。《金陵陈氏谱略》,家族迁宁以来的第一部家谱。先由陈作霖编纂,内容起自迁宁始祖陈栋先生,迄于清末。陈作霖逝世后,其弟陈作仪,其子陈诒绂续纂,补充内容至1924年前后。本书有五卷,约十万字,未刊行。仅存的一部为抄本,现作为古籍善本,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陈氏试卷》,陈作霖、陈作仪和陈诒绂编成。书中编入陈氏第五世陈维垣、陈维屏,第六世陈元恒,第七世陈作霖、陈作仪,第八世陈诒绂、陈诒禄、陈诒庆参加乡试、会试的试卷总计31篇,其中乡试卷19篇,会试卷12篇。试卷上除考生答题内容外,还有考生祖上的情况,配偶子女的情况,族中叔伯及兄弟情况,考生的老师(包括受业师、肄业师、受知师)情况,考官及阅卷官的姓名官职及批语,是否考中及名次等。因此本书对了解清嘉庆至光绪年间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具有重要价值。该书未公开刊行,家中仅保存刻印稿。1991年家父陈鸣钟将本书家藏刻印稿无偿捐献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方则复印全书给家父收藏。另有《稀龄撮记》,陈作霖父亲陈元恒先生自撰年谱,陈作霖录;《葆常府君行述》,陈作霖、陈作仪兄弟撰写,记载父亲陈元恒先生一生经历、业绩、德行,刊刻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为古籍善本。此二书篇幅不长,亦对研究南京地方史志有参考价值。

——陈作霖本人的文集和诗词集。《可园文存》十六卷、《可园诗存》二十八卷、《可园词存》四卷,均刊刻出版。另有《寿藻堂文集》二卷、《寿藻堂诗集》六卷,为“文存”“诗存”刊行后之作。这些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或记游南京名胜古迹,或记载南京文坛盛会,或讨论南京地方建设,或抒发社会时事观感,对南京地方史志研究也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此外,陈作霖还有许多著作未列其中,如《养和轩随笔》《一切经音义通检》《可园诗话》《笋香斋文誊》《迎春室词》《瞽说》《可园藏书跋尾》《可园课孙史略一百课》《孝弟图说》《礼经初编》《格言类证》等。抗战胜利后,中央图书馆曾派汪霭庭先生调查陈作霖家战争期间所散佚之书籍。汪先生将调查结果作《陈氏遗书三十六种》,并一一列出书目。家父陈鸣钟曾在唐圭璋先生处见此书目。“此陈氏遗书三十六种,或为可园老人未刊之书稿,或为所手钞之乡先辈诗文,地方史乘以及先世著作,弥足珍贵。”

上述五类与地方史志关系密切的著述,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与陈作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濮文暹先生在为《金陵通传》撰写的序言中写道:“夫纪述之通义,惟良史为。然有金陵君子陈雨生者,不得为史官,力不足以大征文献,而《通传》之作,则皆史例也。”就是说,陈作霖由于不是“史官”,因而缺少足够的行政资源为《通传》大范围大动作地去征集文献,而陈作霖却做成了这部完全符合史志体例规则的《金陵通传》。一部《金陵通传》既是如此,全部上述五类著述,总工程量将数倍于《通传》,其资料搜集之难,撰述编辑之艰,誊写校对之重,刊刻事务之繁,全凭陈作霖亲躬亲力,辅以弟子侄孙至交之助,工程量之大难以想象!天道酬勤,天假其年,陈作霖到底是成功成就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图书馆学家柳诒征先生评价陈作霖:“以一身系金陵文献者数十年。”(柳诒征《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选自2020年第一期《南京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