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

秦淮河得名虽晚，但其六朝时的壮阔景象，却在史籍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那时的河，常被称为“小江”，并非虚言。

《三国志·吴书八·张纮传》

《三国志·张纮传》裴松之注中，引用了《献帝春秋》的一段文字：

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

这在东汉末的秣陵（今南京），长达百余里、可以通航大船的“小江”，说的便是秦淮河。

相对于惯称大江的长江，它自然只能算小江。

据现代测量，秦淮河从源头溧水与句容起算，经江宁方山合流，北行到南京城东，在七桥瓮一带折而向西入城，再出城汇入长江，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但孙权当年不可能作精确测量，也未必追溯源头，“百余里”只是个概数。据《建康实录》卷七载，东晋咸康二年（336）“冬十月，更作朱雀门，新立朱雀浮航”，重建秦淮河上的浮桥，“亦名朱雀桥”，也称大航。许嵩注文说：“案《地志》：本吴南津大桥也。王敦作乱，温峤烧绝之，遂权以浮航往来。至是，始议用杜预河桥法作之，长九十步，广六丈，冬、夏随水高下。”杜预是西晋军事家，他的“河桥法”是“造舟为梁”，也就是以船搭成浮桥，“随水高下”也说得很清楚。浮桥的长度，即相当于河面的宽度。晋代一尺合今二十四点五厘米，一步六尺，九十步约合今一百三十二米。这还是“冬十月”枯水季节的宽度，春、夏水涨之际，肯定会宽于此。按照常理，造桥总是选择河面相对较窄的地方，所以别处的河面很可能更宽。

《太平御览·地部三十·江南诸水·秦淮水》

《太平御览》中引南朝吴郡人顾野王《舆地志》之说，记载淮水“悬流三百许里”，可见南朝时人们对秦淮河的数据了解已经准确许多。

六朝时，长江入海口离南京不远，台风海啸，海水沿长江倒灌，常使秦淮河泛滥成灾。就连东吴的皇宫，也还不能完全避免水灾的威胁。《建康实录》卷二记载，东吴太元元年（251），“八月朔，大风，江海溢，平地水一丈。右将军吕据取大船以备宫内，帝闻之喜。”平地水深一丈，建业宫城也被洪水围困，孙权得知有船来救援，十分高兴。同书卷九载，东晋太元十三年（388），“冬十二月戊子，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杀人”。太元十七年（392），“夏六月癸卯，京师地震。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航”。卷十载，元兴三年（404）二月，“庚寅夜，涛水入石头，漂毁大航，杀人，其声动天”。卷十七载，梁天监六年（507），“八月戊戌，大风折木；京师大水，涛入御道七尺”。《景定建康志》《灾祥》中记载六朝大水、涛水共十次。《客座赘语》卷一中也提到过六朝建康的水灾：“考前史，吴太元元年八月大风，江海泛滥，平地水数丈。东晋时，涛水入石头者再，四坏大航；至义熙十一年，大水毁太庙。梁天监六年，大水涛入御道七尺。则六代时水患之烈，又有甚者矣。”

据宋时陆游《南唐书》记载，昇元六年（942），还有“都下大水，秦淮溢”的记载。

六朝时期秦淮河面宽逾百米，也已被近年的考古发现所证实。2010年春，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老城南颜料坊地块的考古中，发现了秦淮河岸边一处古码头驳岸遗址，可以清晰地看出六朝至南唐的码头变迁状况。根据考古现场数据测量，六朝时期的两岸码头之间，相距约在一百米；隋唐时期的码头，单侧收窄约五米，烧结土的驳岸地面也较六朝稍低。而宋代的河面，据文献记载，则急剧收窄，仅剩四五十米。

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十六记载，南宋乾道五年（1169）建康府留守史正志重修镇淮桥和饮虹桥，修镇淮桥时，建康府观察推官丘崇作《记》，说到两桥的长度和宽度：“因民所欲，为作而新之，率增其旧四之一。镇淮长十有六丈，为二亭其南，属民以诏令；饮虹长十有三丈，加屋焉，凡十有六楹，而并广三十有六尺。”

宋代一尺约合三十一厘米，十六丈约合五十米，十三丈约合四十米。

及至宋开禧元年（1205）丘崇重建，“纵横广袤，一视前日”；宝祐四年（1256），马光祖重建，“修、广如其旧”。显然，这五十余年间，两桥的长度至少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新建二桥“率增其旧四之一”，都比旧桥长了四分之一，由此可以知道，北宋时期的河道宽度要较此更窄。也就可以断定，正是北宋年间，南京处于一个严重枯水的时期，导致秦淮河水面大幅收窄。

史前时期的秦淮河宽达数百米，玄武湖尚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可见在南京地区，水面收缩、水位降低，是一个大趋势，而遭遇气候寒冷时期变化就更为明显。北宋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寒时期。其时南京地区水位偏低，另有重要证据，就是玄武湖因枯水而严重淤塞，所以王安石于湖心开挖十字河泄水，即可进行围垦。而李白诗中“二水中分白鹭洲”的景象，也是在那一时期消失的。

（节选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一期、第二期，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