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

南唐建金陵城时，秦淮河两岸居民已相当密集。而城墙的建造，使得城市空间有了明确的限制，所以到北宋时期，因枯水空出的河岸，很快被居民占据利用。

《宋史·河渠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张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别为两派，正河自镇淮新桥直注大江；其为青溪，自天津桥出栅寨门，亦入于江。缘栅寨门地近为有力者所得，遂筑断青溪水口，创为花圃，每水流暴至，则泛溢浸荡，城内居民，尤被其苦。若访古而求，使青溪直达大江，则建康永无水患矣。’既而汪澈奏，于西园依异时河道开浚，使水通栅寨门入，从之。”

《宋史·志第五十·河渠七·昇州水》

南宋乾道五年（1169），距北宋灭亡才43年。天津桥即今内桥，栅寨门即今涵洞口，张孝祥所说的青溪，今称秦淮中支，其内桥以东段旧属青溪。这个“有力者”敢于筑断栅寨门出水口，也证明了其时秦淮中支水流量相当小，想其花圃中亦留有水道，平时足以泄水，所以逢春夏多雨，“水流暴至”才会泛滥成灾。也可能到乾道年间，因气候逐渐转暖，降水量较前增加，所以水患就突出了。“从之”，是说皇帝同意了这个办法，于是仍按原来的水道，打通了栅寨门的出水口，才解决了水患问题。

镇淮桥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

其一，南宋初年，江中白鹭洲尚能中分二水，长江东岸仍在今外秦淮河一线，所以秦淮河和秦淮中支都是直接流入长江的。明万历间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中论及此事，也说：“宋时今水西、旱西二门外，似未有土地如今日广远，石城下即临江”。

其二，由原“运渎东源”西延至涵洞口的秦淮中支，凸显为横贯东西的重要水道，并且被视为秦淮河的支流，说明当时青溪和运渎水系也已经大部湮没。宋人认为这是南唐建城的影响，实则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当是北宋时期因气候极寒而导致的枯水。

此前张孝祥还向皇帝提出过一个建议，说秦淮河水从上水门入城，下水门出城，所以若要防止秦淮河水泛滥，则“今一半淤塞为水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数亩之田，疏导之以复古迹，则其利尤倍。”

张孝祥认为秦淮河发生水患的原因，一是南宋初年，为加强防御，将上水门和下水门砌窄；二就是“居民填筑河岸，添造屋宇”；三是秦淮河水入上水门之前，有一支分流为东面和南面的城濠，至城西南角入江，现“一半淤塞为水田”，肯定也是在水位较低时被居民围河造田了。他打算拆除河岸建房，毁田还河，恢复旧时的水道。

但皇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而是选择了张孝祥前一任——隆兴二年（1164）时的建康知府汪澈提出的治水办法。

《宋史·志第五十·河渠七·昇州水》

汪澈认为，“水门窄、居民侵筑”都不是水患的根本原因，他的意见是水门不动，民房不拆，只需清除河道淤积，保证水流通畅，就可以解决问题。张孝祥对处理水患，显然不及汪澈，所以宋孝宗两次都接受了汪澈的建议。

居民在空出的河岸上建房，一方面要解决斜坡上的地基平整问题，一方面也要防备河中水位再次升高遭淹，所以多在河岸坡地上垒砌地基，以与岸边地面取平；也有人在坡地上树立木桩为支柱，在其上建房，有类于湘西的吊脚楼。这就形成了南京秦淮“河房”的两种主要建筑形式。这两种河房，都有下达河面的阶梯，以便取水用水。这也就导致了秦淮人家面街背河，形成了与苏州人家的面河而居不同的，另一种“枕河人家”。

秦淮河房

因为功能需要而产生的河房、河厅，遂成了秦淮河沿岸建筑的特色形式。河房前面街后临水，上下通达，便于与河上的航船互动，正是秦淮画舫繁华的重要因素。更有沿河人家，得寸进尺，再向水面上修建凭水河厅、水亭、露台，桩基插入河中，导致河岸的进一步淤窄。如此循环，秦淮河终于失去了当年的壮阔气势,只余下六朝金粉的缠绵。

（节选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一期、第二期，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