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
邬静怡,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女大)生物学教授。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她坚持“这里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校园”,坚决不离校。后受时任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委托,和明妮·魏特琳一起留守,照看学校财物房产。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她参与救助难民,险遭日本兵掳掠。期间,她在魏特琳创办的各种女子培训班和中学任教。1940年,魏特琳因病回美国治疗,她先后接任金女大留守委员会主任和中学校长。1942年,侵华日军彻底占领校园后,她是最后一个离开校园的人。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她又第一个回到金女大,并捐资10万用于恢复校园,还和其他同仁一起边办学边做复校准备。金女大也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复校的西迁大学。

1899年3月12日,邬静怡出生于浙江宁波。1919年中学毕业后,她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读,主修生物学,辅修教育学,并于1923年毕业。1926年,她的老师邀请她回母校生物系做自己的助手。1928年,她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燕京大学攻读生物学硕士学位。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她开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1930年注册后的改名)教授生物课程。1932年她赴美国深造,1934年在密歇根大学获生物学硕士学位后又前往密歇根州立农学院学习,于1936年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并从事家禽养殖的研究工作。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兵分三路攻打南京之际,吴贻芳校长被劝说离开,前往成都领导西迁到那儿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本部。校园里只剩下了部分职工。教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生物教师邬静怡。对此,她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特殊的情况。我的家禽实验项目最近刚刚建立好,供繁殖的家禽已在我们这儿。人员旅行都很困难,因此,搬运家禽是很不现实的。对这个项目所拨的有限的款项不能在南京这儿浪费掉。我们不能指望为了在另一个地点重新再建立这个项目,再去购置鸡舍与其余的设备。唯一合乎逻辑的想法与可行之事,便是我坚持继续从事这一家禽项目,尽力而为地多做些,做好些。与此同时,我或许能够在保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财产、建筑与场地方面略尽绵薄之力。”
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邬静怡和传教士明妮·魏特琳,以及舍监程瑞芳一起自愿留下守护校园。她们与其他留在学校的教职工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紧急事务委员会。
在南京沦陷前夕,由包括魏特琳在内的决定留在南京的几位大学教授、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牧师和红十字会负责人组成的南京紧急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一些位于教会大院、教堂、医院、大学与学院中的难民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部分工作人员(中排左六为魏特琳,左四为邬静怡)
魏特琳带着邬静怡等大约十来个人负责起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营工作,起初是照料落难的妇女儿童。随着战事逐渐恶化,大批平民从四面八方涌入难民营求救,于是自1937年12月8日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正式开始接收所有难民。当时有日本人来到学校“搜查”中国士兵,让邬静怡领路。她的校友邵华后来回忆那天的事,说:“邬静怡胆子很大,有意领他们走错地方,避免日兵找到中国百姓为军队缝制的军棉袄。”
而在难民营工作的同时,她也没有停下她的家禽研究项目。在她的回忆录里记载道:“日军进攻的战事越来越逼近。负责家禽场的工人从事体力劳动,一个学生帮手协助称鸡蛋的重量,我收鸡蛋,将鸡腿带子上的号码写在鸡蛋上,将生蛋的母鸡放出鸡笼。战争时期,警报随时拉响,人们得到防空洞去,躲避遭受轰炸的危险。我让工人们迅速去防空洞,我则将必需的杂事做完。实际上,就个人而言,我宁愿死在露天,而不愿在那么小、狭窄、黑暗、潮湿的防空洞中死去。围城攻打之前十天,所有的商店都一个接着一个地关了门。我每天到处奔走,去买鸡食,设法多储存一些,以备紧急时使用。”虽然邬静怡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家禽实验项目研究,但当她听说了侵华日军在全城掳掠、屠杀的消息后,却坚定地告诉家禽场的工人,如果日本兵来抢鸡、抢蛋,不要和他们争论,也不要试图阻止他们,因为同胞们的生命比鸡、蛋或其他东西都更加重要、更有价值。

图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女难民们在饲养家禽
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解散,改称“南京救济国际委员会”。到5月底,其他难民收容所关闭后,金女大仍然收留着近千名妇女。为了保护许多无家可归的难民的安全,魏特琳在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支持下,以教学为掩护,在侵华日军强行撤销难民所后,继续收容了785
30岁以下的妇女和姑娘。为了有理由能够继续保护收留的妇女们,也为了救助孤苦无依的妇女,魏特琳在1938年3月创办了22个难民班(10个高中班,5个小班,7个扫盲班),5月又创立了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手艺。1938年秋,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里为年轻姑娘开办了称为“实验课程项目”的女子中学,招收了170多名学生。魏特琳的这些办学活动,邬静怡都积极参与其中,教授生物课程。她授课时会根据需要,或多或少地修改课程,以便将家禽生产、养兔子、蚕桑与蔬菜种植包括进去,这既是便于学生理解,也是在教导学生更多的生活技能。

邬静怡(后排左一)给她的初中学生们上生物课
1940年的春天,魏特琳病倒了,虽然她本人曾表示不想离开中国,但为了能有更好的治疗和康复条件,她被送回了美国治疗(但魏特琳女士因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持续目睹、对抗极端暴行,而罹患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于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自杀)。
1941年秋天,仍然坚守金陵城的邬静怡策划了一次公开展示研究成果的活动。活动中,她简要地报告了家禽实验项目的目的、财政状况,以及展示了说明一只母鸡一年生蛋数量的图表等;出售撰写的小册子,展示了得奖的母鸡和改良鸡(公鸡)与蛋的样本;展览已诊断的病鸡标本,包括有四条腿的雏鸡。所有的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称她为“鸡博士”。
珍珠港事件爆发,所有在宁美籍人员均被侵华日军扣押,邬静怡被推举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紧急事务委员会会长直至1942年6月,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实验中学校长。
1942年6月19日,日本人占领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将其作为“日军南京防卫司令部”,邬静怡被迫最后一个离开校园。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虽然邬静怡一直生活在南京,但是直至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她都没有机会再回到自己的校园。
1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抗战胜利之后,邬静怡第一个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查看校产状况,并向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人员报告了自己的见闻。与此同时,吴贻芳校长从成都寄来正式信件,授权邬静怡、程瑞芳、顾天琢组成复校委员会,全权处理复校事宜。
由于在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本部无法即刻迁回南京,经过商讨,复校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在校园内立即恢复开办女子中学。
1945年9月底,“金女大服务实验科”改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实验女中”继续办学。邬静怡再次担任女中的校长。实验女中开学后,黄丽明任教务主任,程瑞芳担任舍监,顾天琢为音乐教师。黄丽明教体育,邬静怡教生物,其他各个课程根据能够找到的教师来教授。直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1946年6月从成都迁回南京。

1946年复校后的金女院校园
复校委员会一边办学,一边对遭受战争创伤的校园进行清洁、整理和修复工作。邬静怡校长则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中学的工作上。周末时,她骑上自行车到商业区去寻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遗散的书籍,经过适当的谈判,把能发现的所有书箱,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回学校。在校园复建过程中,她捐献十万元,并表示:“抗战胜利母校复员,又逢三十一周年成立纪念,仅献微仪十万元,以表寸心。”
1946年,金女大克服困难,在十三所西迁的基督教大学中率先复校。邬静怡辞去附中校长一职,回到金女大生物系工作。她希望自己能接受更多的禽类病理学训练,能够筹集资金,重建一座更为可靠的家禽场。
1948年年初,她再度赴美进修学习,当时的她并没有想到,这一走,就要直到28年后的1976年才得以重回中国,重新踏进金陵校园故地访亲探友。1985年,邬静怡逝世。她自费出版的英文自传《东西方相会》概括了她的一生,其中第四部分,也叙述了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及之后的日军侵华战争中的亲身经历。
(资料来源:《东西方相会》、《血腥恐怖金陵岁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外人士的记载》、《金陵女大(1915-1951)》等)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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