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煜雯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公共教育组织形式，类似学校的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至宋代，书院有了很大发展，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作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用于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这类书院或者直接以个人名字称呼，或者以所在地命名。

南京的书院最早出现在宋代，经过元代的发展，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清光绪末年，朝廷颁旨各省城裁撤书院，改设学堂，在南京持续了千余年的书院历史也到此结束，留给南京城的，是一段悠久而又瑰丽的历史。

书院的职能

南京古代书院的职能有三：一是讲学，二是藏书，三是祭祀。

讲学是由书院主持的一种教学活动，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阐述其学术思想，进行学术辩论。明代前期理学大师湛若水、王守仁等曾在南京书院讲学，学者们通过思辨展开交流，提升了思想高度。

惜阴书院

藏书是书院的主要职能之一。惜阴书院（今清凉山旁龙蟠里9号）在清同治年间，取湖北、浙江、苏州、江宁官书局所刊图书116种，每种书皆备4部，合计464部，存于院中书楼。藏书的保管与流通有严格的规定。惜阴书院专门制定《借书局章程》，涉及人员设置、图书保管、借阅规则等。规定除文武官员外，江苏“本籍士子无书者得诣书院借读”，借书局成为全省读书人的公共图书馆。

祭祀是书院的另一个主要职能，祭祀的人物也常常标志着书院的学术方向。明道书院宣扬理学，最初就是由建康知府刘珙为纪念理学大师程颢（号明道先生）而建的。通过祭祀活动，祭奠“先圣”“先师”“先贤”或在本地讲学的知名学者，在师生心目中树立模范人物形象，培养知礼义、明廉耻的思想品质。

书院的组织和管理

南京古代书院在成立之初其组织机构很简单，主持人既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又担负书院的主要教学工作，一般没有其他管理人员和机构。发展到宋元时期，南京书院内部组织日趋完备，管理制度也日益明晰。

明道书院是宋代府级书院中全国知名的书院，是南京历史上规模最大、南京城内设立最早的书院。它设有程颢祠、御书阁、春风堂、主敬堂、燕居堂，尚志、明善、敏行、成德、省身、养心六斋，钱库、直房、后土祠、大门、中门等建筑。设置了山长、堂长、堂录、讲书、堂宾、直学、讲宾、钱粮官、司计、掌书、掌祠、斋长、医谕等职位。这是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书院组织机构，共十三种职位，分别设有专门的办公场所。

山长是主持书院教学兼领院务的负责人。有较高水平的主讲，始见于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受业者尊为山长，“山长”就是山中长老的意思。由宋到清，绝大部分书院都沿用这个名称。

堂长之称始于宋，清代也有堂长之称。山长、堂长虽同居首要，但山长主持教务，堂长则躬领日常院务。

堂录，书院职事之一，在堂长之下、讲书之上。

讲书，书院教职之一，其责在讲解经书、传授学艺。

堂宾，书院职事之一，在讲书之下、直学之上。

直学，学官名，稽查生徒或掌管总务。

讲宾，书院职事之一，在直学之下、钱粮官之上。

宋 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四库全书本）

钱粮官主管书院田产钱粮，宋《景定建康志·明道书院》：“钱粮官掌其出纳，所支供奉有差，岁终有会。”钱粮官下设“司计”一职为其助手。

掌书，书院职事之一，责在保管借阅图书。

掌祠掌管院中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的备办与管理事宜，选举士绅或院中诸生担任。

斋长，书院职事之一。为生徒首领，其责主要在协助山长、监院等工作，劝善规过，倡率诸生学习。

医谕，书院职事，司医务事宜。

书院的教学

古代书院的发达同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书院。所以理学家提倡的儒家经典也就成为一般书院的主要教材。理学家特别推崇“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而再读“五经”。“四书”“五经”是历代书院通用的基本教材。除“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外，宋、明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都是书院的重要读物。

元代著名的理学教育家，集庆路江东书院山长程端礼认为应规定一套严密的教学程序与教学计划，让学生学而有序，“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所以他拟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不同学龄阶段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和规划：8岁入学之前，读程逢原增广的《性理字训》；8岁~15岁，读朱熹的《小学》，次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再读《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及《春秋》并三传；15岁~20岁“以朱子法读四书注”，并抄读以上经书；20岁~22岁（或23岁、24岁），用2~3年的时间学作科举文字，课程如下：读看经问、经义、古赋、制诰章表等各九日，再各作一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实际上是元、明、清三代书院教育的一个典型的教学计划，这种方法对当时及日后的教育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中所总结的读书方法和教学原则，至今仍不乏其合理性，值得重视，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而考试也是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试对学生的德行进行评定，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之一。明道书院《规程》规定：“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文理优者，传斋书德业簿。”这是学业考试的规定，规定一个月要进行三次考试，而每次考试内容也不一样，通过评选记录在册，并予以保存。

明代书院中的考试往往由提学官、地方政府官员来主持，考试方式主要有会文与会考。会文是定期将学生集中进行文章写作；会考时将书院的全体学生进行集中的统一考试，以检测学生阶段性学习成绩。

到了清代，出现主要以考课为教学形式的考课式书院，它们以训练写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为办学目的。书院制度完全是围绕提高考试成绩而设。对学生设立多种级别身份，有严格的升降制，成绩与待遇紧密挂钩等，刺激学生的考试积极性，如尊经书院、凤池书院、明道书院、昭文书院、崇正书院、文昌书院、鸡鸣书院、虹桥书院等。

南京书院的贡献

书院作为一支强大的教育力量，对历朝历代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南京书院在文化方面的传承，培养出来的大批贤才俊彦，在讲学过程中产生的观点、思想、著作乃至今日都具有重要意义。

湛若水画像

湛若水（1466~1560），明代增城（今广州市增城区）人，在南京及邻近之地建著名书院：南京新泉书院、江浦新江书院、扬州甘泉书院等。居官30多年，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在其多年的讲学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教学思想：强调立志知本，“学以立志为先，以知本为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知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强调知行统一，“夫学不过知行，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自古先贤之学，皆以天理为头脑，以知行为功夫”，“知行并进矣”。并对“白沙学说”进行扬弃，成为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理学大宗，提出“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天下士子争入其门，门徒达4000多人。其学说在当时与王阳明并称为“王湛之学”。他还曾亲自修订《大科训规》，对教育管理的体制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卢文弨（1717~1795），浙江杭州人，清校勘学家、藏书家，两次出任钟山书院山长，传道授业，主讲校勘近10年。钟山书院素来藏书丰富，创办之初就有藏书，督宪颁给《易经》《春秋》《册府元龟》等书籍31种119套。后来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又赐钟山书院武英殿刻印本《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除御赐外，公卿大夫、地方官吏也时有赠书。主讲钟山书院时，一边教学，一边校勘经史，刊刻、校勘之作有《声音发源图解》《续汉书律历志补注》《逸周书》《荀子》《群书拾补》《西京杂记》《钟山杂记》等。卢文弨在校勘上的卓著成绩得益于他在钟山书院的博涉，同时也离不开他自己在多年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方法。

钱大昕画像

钱大昕（1728~1804），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清代史学家、汉学家，曾任钟山书院山长。他的一生，广泛涉及各个方面的学术领域，而且都达到了十分精通的程度，是人才辈出的乾嘉学者群中的集大成者。在教学范围上，对经史、文艺、音韵、训诂、历代典章制度、官职氏族、地理、金石、辽金语言，以及中西历算之法，都能剖析入微，并以此授课学生。在出任钟山书院山长期间，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江浦韩明府、上元董方伯、宦城孙州牧等名家。他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也不墨守汉儒家法。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用他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廿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期其他考史著作。《廿二史考异》就是他在钟山书院讲学时的讲稿。

书院在南京的发展几度兴废、历经沧桑，不仅为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古代书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延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书院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对于当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节选自《南京史志》2010年第二期《浅谈南京古代书院》，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