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海涛楼”是朱偰先生书斋的名字。关于这个别致的书斋名，先生在自己的《天风海涛楼（代序）》（原载于《中央周刊》第十卷第十四期）中充满憧憬地介绍道：“天风海涛楼者，空中楼阁也，余理想中亦有其境也”。

朱偰（1907.4.15-1968.7.15），字伯商，浙江海盐县人，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父亲朱希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祖先生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名额，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历史；191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预科教授。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校长参考欧洲大陆教育制度，废科设系，史学系从传统的文科中独立出来，首创成系。朱希祖先生为首任系主任，是现代史学的“第一人”。希祖先生受业于章太炎先生门下，与黄侃、鲁迅、钱玄同皆为同门。也是新文学史上最初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十二个发起人之一。

朱偰先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自述“余幼受庭训，未入小学，先君于课馆之余，常躬自授读，谆谆教诲，期望良殷”。自六岁开始读书，在父亲的教导下遍历经典，熟读经史，尤其以《史记》和《水经注》对他影响颇为深远。学习《伯夷传》时，朱偰先生即“侃侃陈辞：殉财殉名，皆非所好，争权夺利，更所鄙弃；窃慕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愿以德性学问自勉。”父亲希祖先生的藏书室“郦亭”中藏有明钞宋本《水经注》，这是曾被王国维先生誉为《水经注》诸版本中的“第一”的海内孤本。《水经注》其中绚烂的文笔、活泼的文风，对于朱偰先生后来著作的影响很大。

1913年，朱偰先生因父亲工作变动，北上生活。1916年两度奉母，避地天津。1919年8月，考入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学习德文。1923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25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以史学为其辅科。

据朱偰先生回忆，“余到北大，适值五四运动后四年，正北大之全盛时期”。“当时北京大学，为新文化运动之中心，海内有名学者，莫不争来讲学；而万方学子，亦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自由研究之空气，盛极一时”。但是，当时的中国北方，正处于辛亥革命成果被北洋军阀窃取，北大亦“常遭北方军阀之摧残”。具有深厚文史储备的朱偰先生没有遵循家学渊源，顺理成章的继续文史研究进程，反而转向了以政治学为主修，以史学为辅科的求学道路。这个研究方向的选择，反映了朱偰先生心怀家国天下、寻觅学术救国、以所学所研报效祖国、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情怀。

1925年10月26日清晨，朱偰先生“激于义愤，亦毅然领队参加”北京学生要求关税自主的群众示威游行。先生记忆里“时段祺瑞调集军警，宣布戒严，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余高举北大校旗，与三四同学并肩，领队前进”。过程中，“学生先头部队，首与宪兵冲突，赤手空拳，与刀枪相搏斗”。“余等即以碎石作武器，双手持石，向宪兵掷去。一时满天石子飞舞，宪兵亦多人受伤……”

至1927年，张作霖入关，僭称大元帅，并改组北京大学为“京师大学”。时局如此，朱偰先生于是“抗不受课，潜心研究，从事自修”。当时，他已经预感到东北地区风雨如晦，来日大难，或未可知。于是，“在北京图书馆广搜东北问题资料，写有《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该书于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满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关于此书，朱偰先生自评“时研究东北问题者尚少专门著作，此实为东北问题之第一专书”。

1929年8月24日，朱偰先生自上海出发赴德国柏林大学研读财政经济。途中，经过苏黎世运河时，先生求购了当时最详细的军事地图，有同行的朋友反问他：“将安用此？”先生回答说：“安知异日国威远届，我国不有事于苏彝士耶？”可见，先生是怀抱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存有以学强国的抱负而赴德留学。

1932年夏季，朱偰先生顺利通过柏林大学的博士考试，以优等成绩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6月30日，从柏林归国，顺道途经意大利。7月7日，从威尼斯出发，于7月30日归至上海，航海期间，与朱自清先生频频联句，“颇不寂寞”。8月1日立即自沪搭车北上，8月3日终于回到北京家中。

朱偰先生初至北京，本拟任教北京大学。但是在接洽过程中，“仅得兼课三小时”，无法维持生计。不过旬日，在1932年8月当月，朱偰先生就“束装南下，就中央大学之聘，为经济系专任教授，并兼国立编译馆编审”。从此，朱偰先生便与南京这座美丽的古都结下了不解的殊缘。

刚到南京，朱偰先生“初居五台山，近随园故址；继居竺桥，临青溪尚有；三迁盐仓桥，榜江乘县古城；最后卜居半山园，邻谢公墩遗迹”。在古都南京城里多次搬迁辗转的经历，为朱偰先生熟悉金陵、喜爱金陵、研究金陵，乃至保护金陵的历史古迹埋下了初始的契机。

自1932年，朱偰先生执教中央大学，授课之余，开始对南京的名胜古迹产生浓厚兴趣并进行了研究。他自述“余初至金陵，遍访南都旧迹，六代豪华，俱成陈迹，惟三山二水之间，风光胜绝，不愧东南佳丽之地”。在其著作《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喜爱和欣赏，两书的自序起首便言：“尝以为中国古都，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物制度，照耀千古者，长安、洛阳而外，厥推金陵”；“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便着手谋划城市的未来发展。1929年12月，历时一年多编制的《首都计划》正式由国民政府公布，自此掀起了南京新都建设的营造高潮。自1930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新都，街道改建、房屋改造、地点更名，城市面貌变化极大，很多地方边拆边建，或者拆了未建，或者胡乱拆毁，致使南京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

此情此景，朱偰先生看在眼里，十分心痛。他在《金陵古迹图考》中有述“余来金陵，适值新都建始之秋，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命，其间变化之繁，新旧递嬗之剧，实其他都城所罕有；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古迹之沦亡，文物之丧失者，乃不可胜计”。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的自序中，他痛心感慨“吾国六朝以前建筑，毁弃殆尽，惟陵墓、石兽、华表、碑碣，硕果仅存。非特为吾国之宝藏，亦且为世界文化史上之瑰宝……然则吾人对于先民伟大之遗迹，吾国艺术史上之仅存硕果，又岂可任其风雨飘零，霜雪剥蚀，而同归于湮没耶？”

                                       拟稿：张　娟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