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冰

当绿皮的军列载着我驶上南京长江大桥的铁路支桥，南岸的灯光开始勾画夜幕中这座城市的轮廓线。

1989年3月，我来到了南京。

那时，我对江南有种奇妙的敬畏之心。这敬畏或许来自历史上关于三国东吴孙权、明太祖朱元璋等人的典故，或许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贯长虹、“争气桥”南京长江大桥的热血翻涌，还有军列曾经停靠过的南京西站、中山码头、御道街和标营……以致后来，在我的漫漫军旅生涯中，虽早已看惯诸多历史遗迹，却总也放不下这座博爱、深邃的古都，以及与我心灵契合的铿锵回响。

而这一切的源头，或许起源于我东汉三国的印象里，对东吴的那一点偏爱。

燕子矶

当我终于登上这“万里长江第一矶”的石山，远眺长江，仿佛看到了三国时期南京的名称历经从“秣陵”到“建业”的转变。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张纮向孙权建议，秣陵（今南京）地势虎踞龙盘，有帝王之气，孙权遂将治所从京口迁至秣陵。建安十七年，孙权在金陵邑故址石头山（今市内清凉山）筑城，作为驻军和屯粮之所，称“石头城”；黄龙元年（229），孙权在武昌称帝，九月迁都于此，改秣陵为“建业”。这一名称的确立，标志着南京首次成为都城，开启了其作为南方政治中心的历史。此后，先后有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等以南京作为首都。

南京城北临大江，南倚山峦，西控荆楚，东望沧海。从京口到金陵，舟船承载的不仅是吴侯逆流而上的雄心，还有一场彰显武功的历史转身。史书常称赞孙权学识广博、气度豁达，内在修养与外在表现高度统一，“性度弘朗”，这大概是史书作者带着时代的崇敬。对“建业”二字，后世更是多有揣度，无外乎视其为一道“建帝王之业，开六朝之先”的谶语。而或许，孙权更像一个深谙妥协与平衡的弈者。他知北方有曹操，西蜀有刘备，而自家立足的江东，却是朱、张、顾、陆四大世家大族盘根错节之地。

那些年，孙吴政权面对虎视眈眈的曹魏，压力巨大。孙权即位后，遵照孙策“保江东”遗训，在鲁肃建议下进一步明确以建业为根据地，采取“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核心是利用长江天险，依托水军优势，以防御为主，避免大规模北伐，从而保全江东基业。

石头城

眺望遥远的三国，战乱纷飞虽显喧嚣，但当登上南京城西清凉山石头城遗址时，我总觉得废弃的古城墙与街道遗存，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获得了重生。

它们干硬皲裂的墙体，见证过孙吴的江东梦，又被融进长江之水，化作了久违的问候。粗粝的沟槽，仿佛浸染着江风的打磨。

长江的天堑，对吴主而言，或许从来不是绝对的天然屏障。孙权以“限江自保”为基，外托陆逊、吕蒙等儒将戍边，内委顾雍、张昭等文臣理政，将鲁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蓝图，化作绵延五千七百里的链式防线。

从西陵到江都，烽燧相望，舟楫相连。所谓“权之不能越江，犹魏之不能渡汉”的谶语，既道尽了这道天险背后的局限，也折射出人心与谋略的博弈，让乱世中的江东得以喘息。

江东沃土滋养了朱、张、顾、陆四大世家。孙权以朱治掌兵镇边，顾雍为相理政，陆逊督军破敌，张昭辅政安邦，世家与王权相互制衡又彼此成就。江风又起，吹过岩壁的沟槽，我仿佛能听见建安年间的鼓角争鸣。建业之于孙权，或许从来不是一座普通的都城，而是他在乱世中试验的治国样本。

后来的衣冠南渡、六朝金粉，皆由此铺陈开去。

三十余年过去，我早已说不清是自己选择了南京，还是南京收留了我这个异乡的归人。只知每当暮春三月，行走在台城烟柳之下；每当深秋时节，伫立在栖霞红叶之中，心底总会涌起一种奇异的安定——仿佛那千年前的建业城，那石头上的烽火，那江面上的战船，都不过是为了让我在今时今日，与这座城市相遇。

我爱这座石头城，爱她虎踞龙盘的帝王气，更爱她烟水氤氲的人间味。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审核：朱　鹏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