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亦锋

南京城南，秦淮河畔，自古便是民间风物的荟萃之地。逢年过节，市井街巷热闹繁盛，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其中，金陵木刻年画独具韵味——它承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金陵文化中最具烟火气的珍贵印记。

（唐）刘禹锡 撰《刘梦得文集》四部丛刊本

过年贴年画习俗可上溯至唐代。唐代“诗豪”刘禹锡在《又代杜相谢钟馗历日》中写道：“图写威神，驱除群疠。颁行律历，敬授四时。施张有严，既增门户之贵；动用协吉，常为掌握之珍。”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记述十二月的风俗：“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卖干茄瓠、马牙菜、胶牙饧之类，以备除夜之用。”到了明代，已有冬至后挂画帖的风俗。只是“年画”这个词出现在书中相对较晚，成书于清道光年间的《乡言解颐》有这样一段文字：“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

（明）余继登 辑《皇明典故纪闻》

话说木版年画流派，江南地区以脱胎于雕版印刷工艺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最负盛名，其他地域的木版年画往往被其盛名所遮蔽。但其实，南京地区木版年画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明代中期学者余继登编辑的《皇明典故纪闻》中记载：“太祖尝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且谓侍臣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在这政策影响下，明初大批雕版刻印工匠被集中到南京居住，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鸡鸣山下的国子监逐渐汇聚了宋元以来江南各地的木刻书版。人才、物资的聚集无形中奠定了年画得以形成并发展的基础。

桃花坞木版年画《三国演义》

到了明末，随着“三言二拍”等古典小说的大量刊印，南京地区不仅聚集有书肆刻工，还有大量的插图版画名家。明天启年间，木版水印宗师胡正言正是在这里创立了十竹斋，并发明了水印木刻“饾版”“拱花”技艺。而他这一时期刊刻的卷帙浩繁的《十竹斋书画谱》，将我国雕版水印技术推向了巅峰，并对后世年画技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竹斋书画谱》

明清鼎革后，南京作为两江总督官署所在地，是江南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南京在地理位置上又处于南北要津。于是乎，金陵城内三山街至夫子庙一带书坊林立，所印刻的书籍涵盖戏曲、小说、医药、诗文集等。这一时期先后在南京刻印出版了《本草纲目》《闲情偶寄》等著述。只是清朝后期，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加之兵燹，南京印刷业受到重创。甘熙曾在《白下琐言》提及：“廿余年来，为浙人开设绸庄，书坊悉变，市肆不过一二存者，可见世之逐末者多矣。”或许是为了解决生计，许多书肆刻工和插图版画艺人开始从事木版年画制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制出售木版年画逐渐与书坊分离，开始出现专门售卖年画、纸马、剪纸等物的店铺。

木版年画《莲生贵子》

旧时，年画图案多以传统的忠孝节义、和合仕女之类的内容为主，也有描绘风景习俗、民间传说的。其使用场景广泛：门画、中堂、挂屏、斗方，凡适于张贴之处都有年画的身影，甚至连牲畜棚也不例外。到了民国，虽然受广告招贴画等新事物的影响，秦淮河畔金陵木版年画作坊、店铺林立的盛景不再，但普通百姓对年画独特内容的需求依然存在。于是，包拯、岳飞、八洞神仙、大闹天宫，以及贴在香火堂前的“蟠桃祝寿”“五路财神”“招财进宝”，贴在花房上的“凤阳花鼓”“王子夺魁”等百姓喜爱的年画便走俏市场。对此，民国《金陵岁时记》记载：“年老者用推车进室、四季平安；少年则麒麟送子、五子夺魁、冠带传流等图。单屏（单扇门）则一圆形和合，名曰一团和气，亦有攀财神、仙官形象者，意取吉祥。”

木版年画《岳武穆精忠报国前图》

岁月更迭，昔日年画铺子林立的盛景虽不复往昔，但这门扎根于南京千年文脉的木刻技艺并未消亡。如今，金陵刻经处的雕版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十竹斋的“饾版”“拱花”技法仍在传承。你若来南京，不妨去秦淮河畔走走，在夫子庙的书画店里寻一幅木刻年画——那质朴的线条、热烈的色彩里，藏着老城南最地道的年味。

（节选自《南京史志》1989年第一期《金陵木刻年画》，文字有修改，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审核：朱　鹏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