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青

南京在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名字——金陵、建业、建康、应天……它们的治所，大多在今天的主城区内。但有一个例外：秣陵。

（唐）许嵩 著《建康实录》光绪刻本

唐许嵩所著《建康实录》开篇即言：“建康者，本楚金陵邑，秦改为秣陵，吴改为建业。晋愍帝讳业，改为建康。”短短数语，道尽了南京在秦汉至六朝间的名称流转，也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金陵邑在石头城（今南京主城区西），秦改名为秣陵后，其行政中心为何却迁到了城外？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需要回到南京建城史的源头。公元前333年，楚人攻越，尽取吴故地，在今石头城处建金陵邑，这是南京主城区最早的行政建置。但当时这里是否已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恐怕要打个问号。随后秦灭楚，置秣陵县，秦汉时期，秣陵一度成为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汉末年，孙权定都于此，更名建业，在金陵邑旧址上筑石头城。此后千百年，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行政中心再未远离秦淮河入江口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南京主城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几乎贯穿了从楚金陵邑至今的两千三百年。唯有一个例外——秦代至西汉的秣陵县，其治所独独落在了城外的秣陵关，也就是今天的江宁区秣陵街道，远在南京城南数十里之外。

何以是秣陵？答案或许藏在这座城址的两重身份里：千年前，秣陵适合安居，金陵邑适宜守关。

秦所徙治的秣陵地区，或许是因为自古以来就是适宜人居的地方。考古发现表明，这片区域与“长干古城”同属湖熟文化范畴。湖熟文化是南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距今约三千至四千年，广泛分布于秦淮河流域。秣陵中学的校园内至今还保留着一处神墩遗址。所谓“神墩”，是南京地区对史前人类居住遗址的俗称，因堆积较高、形似土墩而得名。这类遗址往往包含先民的生活垃圾、烧土、陶片等遗存，说明这里曾是长期有人居住的聚落。神墩遗址的发现，暗示着秣陵一带在数千年前便已形成较为稳定的聚落，先民们在这里耕作、渔猎、制陶，生息繁衍。经数百年的发展，至秦灭六国之际，这里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已比较发达，人口稠密，秦淮河的水路交通也颇为便利。秣陵位于秦淮河中游，南京城则在其下游、秦淮河入江处。可能在秦人眼中，中游的河面更适于通航与取水，而下游入江口则过于开阔、水势难测。

▲（明）陈沂 撰《金陵古今图考·吴越楚地图考》正德刻本

再看石头城——金陵邑所在的石头山临江而立。楚国在此建邑，大概是出于军事需要：控江扼淮。这一带确实是水路交通的要冲，但未必适合大规模定居。先秦时期，南京主城区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水网，玄武湖（古称桑泊）、燕雀湖等大型湖泊与长江相通，秦淮河、金川河亦皆为大河，河面宽阔。大片江河湖泊汇集之地，水患频仍，沼泽遍布，既不利于农耕，也不宜筑城久居。楚人眼中，这里大概只适合建一座扼守江岸的军事堡垒，而非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对此，明朝陈沂编撰的《金陵古今图考》中也有印证：“金陵在春秋本吴地，未有城邑。”金陵邑在当时更像是楚国设在长江东岸的一处前哨，驻军、瞭望、控扼水路，才是它的主要功能。既然是军事要塞，驻军之外便没有太多百姓定居，也就谈不上形成完整的市井社会。

秦一统六国后，天下归一，这处军事要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当郡县制的推行需要选择一个适合长期治理的县治时，秦人便将眼光投向了河流上游的秣陵，这个早有先民聚居、农耕传统深厚，且在秦淮河边水路顺畅的地方。在秦人看来，县治应当选在能“养民”的地方，而非能“扼敌”的地方。

当然，宜居之地单有水路还不够。秣陵所在的秦淮河中游，水路虽便利，陆路却未必通达。要将县治定在这里，还得修陆路——秦驰道。

▲（明）陈沂 撰《金陵古今图考·秦秣陵县图》正德刻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网络。秦驰道经过秣陵地区，使此地成为当时全国道路网的节点之一。在交通枢纽之地设秣陵关，定县治于此，或许便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迁都秣陵，当时此时它已有了一个新名字：建业。定都之后，保障皇城安全是头等大事。于是在金陵邑旧址上修筑石头城，改造水利、开凿运渎，使南京水路通畅、军事可守、宜居宜业。自孙权之后，历代治此者，再也没有将行政中心迁离过南京城。

如今，我们可以乘坐现代“驰道”——地铁S1号线到秣陵街道去走一走。两千多年前，秦人曾在这里修筑驰道、设关立县；今天，列车从空中掠过，车窗外的街巷早已换了人间。

审核：朱　鹏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