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贵林 张克江
清凉山下的龙蟠里,乌龙潭水静静流过。今天我们走过这里,或许不会想到,这条并不起眼的小街,曾藏着一所书院的琅琅书声,也藏着一座图书馆的百年沧桑。龙蟠里的书香,断断续续,却从未熄灭。

陶澍画像
这缕书香,最早是从一所书院里飘出来的。惜阴书院,是清末南京著名的八大书院之一,由两江总督陶澍于道光十七年(1837)创办。陶澍此举,一为纪念同姓先贤、东晋陶侃平定苏峻之乱、收复建康的功绩;二为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书院仿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之制,不课八股制艺,专课经史诗赋,“以实学为教”。“惜阴”之名,取自陶侃“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之遗训。书院东临虎踞关,背负盋山,山前便是乌龙潭。

(唐)房玄龄 撰《晋书》
惜阴书院之所以声名远播,正在于它“专课经解诗赋,高才尤萃其中”,不教人作应试文章,而教人读经治史、涵养实学。书院聘请俞正燮、胡培翚、冯桂芬、薛时雨等名流学者执教,课读认真,管理严格,造就人才甚多。咸丰年间,书舍毁于兵燹;同治年间,在原址重建。此后数十年,它一直以书院的面貌延续着金陵的文脉。
转折发生在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推行新政,颁布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废书院、兴学堂,成为一时之风。惜阴书院也在这一潮流中改换门庭,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上元高等小学堂。书院之名虽废,但龙蟠里的读书声并未中断。
由小学堂再变为图书馆,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事。当时,庚子之变后,清廷厉行新政,朝野有识之士痛感“开民智”之迫切,早期维新派早已呼吁仿照西方设立公共藏书楼,“无论寒儒博士,须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的端方,由欧美返国后接任两江总督,深以为欧美富强之根本在于教育普及、文化发达,而图书馆正是其中关键。恰在此时,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因后人债务缠身、面临外流之危,端方为防止珍籍外流,遂命缪荃孙、陈庆年赴杭州洽购。缪荃孙与丁家有旧交,经多次商酌,最终以七万三千元将六十万卷藏书悉数购回,分三批运抵南京,入藏筹建中的江南图书馆。

江南图书馆旧影
藏书运到后,即在惜阴书院原址创建图书馆,定名“江南图书馆”,缪荃孙任总办,陈庆年任坐办。因书院旧舍不敷藏书之用,又添筑两幢藏书楼,于宣统二年(1910)竣工,同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就这样在龙蟠里的书院旧址上诞生了。

江南图书馆旧影
此后数十年,江南图书馆随着政局变动几经更名。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名为江南图书局,1913年改为江苏省立图书馆,反映了民国初年省级行政体制的确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大学区制,图书馆于当年9月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1928年2月,随校名改为江苏大学图书馆;5月,又改为中央大学区立国学图书馆。“国学”二字的加入,标志着其藏书重心从一般公共阅览转向国学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也正是这一时期,时任馆长柳诒徵将藏书楼命名为“陶风楼”,以纪念陶侃、陶澍、端方(号陶斋)与缪荃孙(号艺风)四位先贤。陶风楼之名,将惜阴书院以来的百年文脉,凝缩在了一座楼的名字里。1929年10月,大学区制取消,图书馆恢复独立,定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此名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今陶风楼
江南图书馆的丰富馆藏,曾为许多学人提供了治学的根基。鲁迅于1912年初经常到该馆借阅古籍,曾借阅清代孙志祖增订、姚之骃辑本的《谢氏〈后汉书〉补遗》,阅后题记:“壬子四月假江南图书馆藏本写出,初五日起,初九日讫,凡五日。”对他帮助最大的,是唐代沈亚之的《沈下贤文集》,他所编《唐宋传奇集》中的《湘中怨》《异梦录》《秦梦记》三篇,都是在江南图书馆借阅之后写成的。历史学家蔡尚思早年家贫自学,曾来南京利用江南图书馆的古籍深造。馆长柳诒徵体谅他食宿困难,破例让他住在馆内。蔡尚思每天苦读十六个小时,终成著名学者。一座图书馆,就这样在一代代学人身上延续着它的文脉。
1952年,这座百年藏书之所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设为保管部。1954年,国立南京图书馆正式定名为南京图书馆。当年缪荃孙费尽心力留住的八千卷藏书楼,鲁迅、蔡尚思在此翻阅过的书卷,均妥善保存至今。书换了地方,故事却没有断;楼还立在原地,记忆便有了着落。
(节选自《南京史志》1986年第六期《从惜阴书院到江南图书馆》,文字有修改,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审核:朱 鹏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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